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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评《渡过》:破“我执”,管一世

张进的新书出版,邀我写一篇评论。我觉得责无旁贷。我认识张进的时间,差不多与认识舒立及《财经》杂志等长。最初,舒立介绍说,张进是“早慧儿童”,很年轻就当了工人日报的编委。舒立的判断,我深信不疑。那时,张进是我在《财经》杂志主持的“边缘”栏目的编辑。他跟着我受罪不少——我希望报道底层弱势群体的生活,但我的生活方式很难“底层化”。当然,我跟着他也受罪不少——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编辑(优秀编辑坚持要理解作者试图诉诸文字的全部思想),他还是一名优秀记者(优秀记者的本能是目击并报道全部真相)。

后来,我忙于教学,不再写“边缘”,但我始终关注张进的思路。因为,他的思路表明,他始终关注着我们社会的边缘群体(包括抑郁症患者)。

记得那时,我曾有一篇文字,谈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现象。我写道:“自杀是对个体生存意义的否定和对个体所在社会的否定,但是这样一种双重否定不足以改变我们生存的荒诞性,它以回避问题来取消问题的意义……边缘群体的自杀现象,是主流群体的不幸。家庭暴力、精神抑郁、老年孤独,这三类主要的自杀原因,它们的殉难者都是中国社会的边缘人。”

今天回顾这段文字,我们看到,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率最近十年有显著下降。据我观察,可能因为农村女性年龄的两极化分布,老人增加,少年女性外出打工,接受了城里人的价值观,很可能比城里人更开放。这是社会进步和摆脱贫困对于边缘人群的拯救。

好了,话扯远了,接下来谈谈我对张进这本书的认识。

抑郁症是正常的人类的心理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我和学术界保持得最一致的观点。抑郁情绪,不仅是人类心理生活的一部分,而且特别是现代都市人心理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常态。

维特根斯坦一生都有抑郁症,我读他最新传记的中译本《维特根斯坦——天才之为责任》,对这一点印象很深。在这本传记的后半部分,有一次,他似乎是这样表述的:最近我再次陷入抑郁,不过,现在我知道如何应对了,唯一有效的方式是放它进门来,如同老友那样与我一起生活,而不是拒之门外。

这一观点真是最重要的,抑郁如同失眠,越想离开就越离不开。晚近的西医文献不建议服用安眠药,因为那只是“假装睡眠”。同样,我不建议盲目服用抗抑郁药物,因为那只是自欺欺人。

治疗抑郁症主要靠自己。初发抑郁的人很容易恐慌,这是致命的。追究恐慌之原因,首先,疯狂并非人类心理的常态,由此生出对可能陷入疯狂之前景的恐惧感;其次,因为疯狂不是常态,故我们的亲友对此种状况缺乏理解,由此而来的是孤独无助之感;第三,或许是恐惧和孤独的最终来源,抑郁症或其它类型的精神疾病,几乎总是终生的而不是一旦治愈就不复发的。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维特根斯坦那样的方法,必须认可我们的精神状况这样一种常态,让它进屋来,如一位老友那样,陪伴我们渡过余生。

根本不同于我们对外间世界的无知,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精神状况的无知,绝不能靠读书来弥补。每一个人,必需认识他自己的心灵,而不是让任何一本书的作者来做这件事,更难依靠心理医生来做这件事。

心理医生,或许只是在最初,可以帮助一个人从恐惧的深渊走出来。抑郁症或任何感受到抑郁症威胁的人,最需要的是来自内心的力量,而这一力量的源泉在于苏格拉底反复引述的那句神谕“认识你自己”。

最近十年,每遇受到抑郁情绪困扰的年轻人,我总是推荐他阅读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例如《面对危机中的世界》。以我的阅历和体验,他是最可信任的灵魂探索者。关键是,他不像是在发表演讲,他更像是在和我一起探究我的心灵。

我自己这一生,有过许多许多次,陷入抑郁或疯狂的边缘,每次,我都只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心灵阴影。中国人有悠久的庄子思想传统,这一传统对我帮助很大。我读庄子的《内篇》,《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以我年轻时的才智和那时我这样的才智青年很容易有的恃才傲物的性情,很难不陷入“我执”。对症下药,去我执,这是庄子留给我的良方。

当然,精神状况千差万别,每一位“患者”必须找到适合自己心灵的良方。不过,千差万别的精神疾病还是有通性可循的。例如,我相信,我执太过,是大部分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碍的根源。我们常安慰朋友“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就是希望他不要固执于“我”。

举凡抑郁的根本原因,无非是“我执”太牢固以致无法自拔。我见过很多抑郁症患者,并不是校园里的优秀学生,只因陷入日常生活的冲突之后,“想不开”,逐渐形成了强迫性的思路。西医的办法是“冲击疗法”——制造更强烈的冲击,打断强迫性的思路。但此法只管一时不管一世。我多年的体会和阅读表明,治疗心理疾病的第一项可循的通性原则就是“切断已经形成的强迫性思路”。

大约十年前,国内开始流行西方流行过的“深层心灵手术”——切除或切断脑内强迫性思路的关键性的神经核团。这是典型的西医思维,潜在地具有严重副作用。大约五年前,卫生部明令禁止此类手术,之后,我们回到临床心理学沿用的老办法——通过强烈的外部事件对已形成的强迫回路施行冲击,所谓“干预”。不过,我仍相信,外部的任何干预都只是辅助性的,而根本性的药方是“破我执”。

老艾森克1930年代转向精神病临床案例,他得到的结论是:具有原创能力的人,因为必须拓宽思想范围(否则无从原创),所以很容易精神崩溃。根据老艾森克的学术传统,最具原创性的人群,精神病的比例最高。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没有精神疾病的历史,他就很可能缺乏原创性。这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人智力水平的某种测度。犹如一个人自叹在中国生活几十年甚至没有蹲过监狱——可见政治意识太弱;又犹如一个人应为自己仍不放弃汽车而惭愧——可见环境意识不强,将来一个人可能因为从未体验过抑郁情绪而自愧不如他人——因为这就标明了是缺乏原创能力呀。

我在行为经济学课堂介绍过大批最新发表的文献,基本上,精神病的遗传概率在50%水平,另一半就是后天的因素。人格学研究,在当代是借助脑科学的。最近十年,人格学家逐渐将许多人格维度整合为两个主要维度——α和β,分别代表心智的稳定性与创造性。

基于这样的研究结论,我们不难推测,正常的人类心智应当兼顾稳定性与创造性。可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格局,人们的心智发展很容易偏激,向着稳定性的极端,或者向着创造性的极端。前者导致自我价值的消失,后者导致心智崩溃。

如何保持健全的心智?中国素有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儒家与道家,相辅相成。其中,对于恐惧终生抑郁的朋友,请记住我的药方:破我执,管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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