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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中国改革》2016年第4期卷首语)

近两年,财新记者赴基层采访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农村“回流儿童”显著增多——所谓“回流儿童”,即曾经跟随进城务工的父母在大城市读过书,最终却不得不返乡的留守儿童。

 “回流儿童”源于“流动儿童”。随着大城市祭出“教育控人”政策,公办学校门槛不断提高,“打工子弟学校”关闭,失学的流动儿童不得不告别暂住的城市,回归故土,继续成为留守儿童。

 据调查,这样的“回流儿童”,已经成为留守儿童中风险最高的群体:他们缺乏爱护,内心冲突剧烈,学业成绩差,抑郁风险高,冷漠无趣,对社会认识负面,往往是校园霸凌的施行者或承受者。

 这个现象是发人深省的。它象征着中国部分公共政策的失败。

中国城乡二元矛盾由来已久。近十几年来,随着城镇化推进和中央惠农政策的实施,很多城乡差距在缩小,或者有了缩小的趋势,但是,留守儿童的处境却没有根本改善,甚至持续恶化。城市化驱使农村大批年轻父母背井离乡,被他们留在家乡的儿童,以及一度艰难地尾随他们、最终又被迫回流故土的儿童,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道撕裂的伤口;从中可以看到被遗弃儿童的苦痛,家长的彷徨与无奈,部分城市利益群体的狭隘自私,还有公共政策的捉襟见肘。

 农村留守儿童包括回流儿童的处境,不能不引起关注。这不仅仅出于道义和公平的原则,也是中国长期发展之必须。

 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需要新一代能够操纵智能机器和具有创造力的知识劳动者。几十所名牌大学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一代身心健康的千千万万劳动者才是未来社会持续发展的保证。正是在这方面,规模巨大的农村留守儿童亟待关注。他们在人生之初,不仅缺乏知识的教育,也缺乏营养的养育,还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温情的滋润——这些无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的情感健康、社会适应性和人际沟通能力。

 可以说,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到了执政者必须审视并寻求全面解决方案的时候。

 20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海克曼曾呼吁,要保证贫困家庭3岁-4岁儿童的教育机会。根据他的研究,这是一项最具效率的公共投资,可以减少社会福利支出、降低犯罪率以及增加税收。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倚赖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在农村的早期教育投资。

 基于上述考虑,本期《中国改革》聚焦农村学龄前儿童教育问题。我们用一组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呼吁政府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学前教育投入。当然,这种投入不仅是政府责任——父母对孩子的亲情投入和教养责任是无可替代的,但政府必须为此创造条件。如此才能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正视农村儿童发展困境,为他们疏通个人成长和社会流动的通道,是百年大计。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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