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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治疗在医院,康复在社区

 
创办“渡过”公众号以来,和患者接触越多,我越能体会到中国精神障碍患者的痛苦,以及他们最希望改变什么——
 
其一,患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有效的治疗。
 
精神疾病目前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健康问题之一。根据部分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估算:早在2013年,中国就有超过1亿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患者。其中,抑郁症患者超过90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达1600万。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精神障碍患者众多,更严重的是,中国精神疾病存在巨大的“治疗缺口”。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医师只有2万多名,平均每10万人口中只有1.49名,远低于全球中高收入水平国家。中国精神卫生系统的城乡差距尤为显著,中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村没有精神疾病床位。
 
这意味着,在中国,约 92% 的精神疾病患者很难得到及时的治疗。
 
其二,病耻感严重阻碍了患者的治疗和康复。
 
毋庸讳言,全社会对于精神障碍存在根深蒂固的病耻感。公众对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认识不足,患者一旦被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就会面对各种怀疑的、蔑视或者怜悯的目光,甚至连他的亲属都会被另眼相看。部分患者因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不敢公开病情,不敢主动求助,即便临床治愈,也很难顺利回归社会及正常生活。
 
精神障碍患者往往还是社会弱势群体,贫困率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治疗依从性差。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医疗资源不能得到良好利用,推高了精神疾病病患的治疗成本。
 
其三,中国现有的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干预模式,是偏重住院治疗,忽视社区康复。
 
现阶段,中国对于重症精神障碍患者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在专科医院隔离治疗。
 
这其实只是起点,远不是终结。临床治愈只是阶段性的,最终目的是让患者回归社会,恢复社会功能。可是,由于医院外的社区精神康复资源相对缺乏,部分患者出院回家后,家人缺乏专业护理知识,本人又急于停药,造成病情反复,不得不多次重回医院。有专家将患者这种在医院与家庭之间的往复,称做“旋转门”现象。
 
怎么办?
 
其实,中国存在的上述问题并不奇特,西方发达国家也曾经走过类似的道路。很多人都记得美国电影 《飞越疯人院》,其中精神病院阴森、恐怖、控制、虐待等场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那早已成为过去。自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就开始考虑在治疗过程中帮助患者尽可能融入社会,依托于社区的康复方案由此逐步建立。具体而言,家庭与其所在的社区共同组建治疗团队,从过去基于“医生+家庭”的治疗系统,转变为“医生+社区+家庭”的多向治疗康复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社区的个案管理师起到牵头人作用。他的职责是联合社区中的工娱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等,共同为患者提供持续的康复支持。平时,患者在社区进行各种康复训练,一旦出现复发迹象,这个支持系统就会立刻启动,联系医院,及时采取干预,从而巩固平日康复的成果。
 
不只是美国,在欧洲,意大利在政府、民间团体、公民社会协同合作方面取得可贵的进展;在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去机构化,通过以患者为中心、基于社区的一体化精神卫生服务,改变传统精神障碍治疗模式。
 
这些国际经验应该可以为中国所用。直面当今中国的现实,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改变现阶段集中于医院的机构化治疗方式,回到社区,由社区提供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体化医疗服务,建立“大病在医院、康复在社区”的精神疾病治疗与管理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精神病医生、护理专家、心理专家、专业理疗师、社工等,要组成多学科团队,各司其职,紧密配合,让患者在社区实现康复。即使疾病不能根治,至少可以让患者接纳疾病,接纳自己,实现自我价值,过上有质量的正常生活。
 
中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但许多有益的尝试也在进行中。以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的花艺疗愈模式为例(详见本公号文章《鲜花在内心绽放,患者向社会回归》),这个项目集合了社会各方的努力:精神卫生领域医学专家设计了整个项目;护理康复师联手工娱治疗师指导患者学习花艺;社会工作者倡导社会参与,通过共筹机制使得整个系统能够自我循环;强生公司组织、支持和推动这个项目,履行了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这说明,构建一个良性循环的社区内一体化治疗模式和疾病管理体系,需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需要可持续的自我发展模式。
 
概括为一句话:精神障碍患者,应该治疗在医院,康复在社区;而患者重拾社会能力,回归社会,期盼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
 
 
(原载“渡过”公众号,扫码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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