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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疾病、生命和治愈的对话

【编者按】4月13日,我开始抑郁症寻访之旅。第一站首选贵州,采访砚谷墨清。

 

我和墨清相识已久,缘于他在“渡过”公号上发表的几篇作品(《一位双相患者的成长》、《我的大姨》、《天既注定,你即配合》等)。他的才情,他对于疾病、生死的思考,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有着十年病史的患者,也是中国传播精神健康知识“阳光工程”最早的志愿者。故此,我把墨清选为第一位采访对象,希望和他一起探究抑郁之源。

 

在贵州,我和墨清相处两天,陆陆续续谈了很多。有关内容,在前几日的采访札记《回不去的故乡》中已有叙述。本篇,则把我和他的一些零星对话整理成文,记录我们对精神疾病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也供读者们参考。

 

“真正的救赎,是在苦难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

                                                      ——加缪《随感录》41篇

追溯致病源头

 

张进:我们现在言谈中,会泛泛把很多精神疾病表现称为抑郁症。其实精神疾病是特异性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说你的病是分裂性情感障碍,这其实和抑郁症不一样,对吧?

 

墨清:许多人最开始都认为他们患的是抑郁症,因为几乎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有可能在不同阶段表现为抑郁状态。随着患者自身疾病发展,他对疾病的认知也逐渐完善,诊断可能会得到修正。

 

我是以抑郁起病的,一开始被诊断为内源性抑郁症,那时还没有被医生识别出躁狂状态。后来,经过许多波折,才确诊为“分裂性情感障碍”。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疾病看法不一。有的医生主张将双相型的分裂情感障碍归于双相障碍,因为其预后、治疗方法都和双相近似,而将抑郁型的分裂情感障碍归为精神分裂症,因为预后不理想。也有医生主张保留分裂性情感障碍这一单独诊断,认为它既不同于双相障碍,也不同于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单独的疾病。

 

我在躁狂和抑郁转换之间,还会有相对独立的一个精神症状发作期,属于双相型,而有的分裂性情感障碍只有抑郁和突出的精神症状,没有躁狂,属于抑郁型。

张进:据我所知,分裂性情感障碍是内源性的,更多和遗传相关。对此你怎么看?

 

墨清:回溯我的家族病史,我现在能够看到,我的大姨是有明确的精神疾病的;还有几位母系亲属,也有这个倾向。因此,我能够接受我的疾病,有遗传的因素。

 

遗传是一个风险性的问题,我只是被诸多因素选中的那个。虽然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也逐渐接受了它已成的事实,将自己的理想、现实都与疾病做了让步和协调。

 

张进:在遗传之外,性格因素也很重要。如果追溯性格致病的源头,你如何理出其中的逻辑?

 

墨清:我出生的第一个月,待在恒温箱里,缺乏母亲的抚慰和抱持;早年因父母缺乏时间照顾,频繁更换抚养人,一岁零三个月便进入托儿所;因家中遭遇火灾,过早入学,导致被同学欺负。这些因素与先天生理基础一并构成了我后来较为喜欢自然与艺术,而对人持有回避和不信任态度的性格基础。

张进:你曾经说,你缺乏一个“内在的母亲”,这是什么含意?

 

墨清:我在3岁之前,是保姆、姑婆、托儿所的阿姨共同带大的,这使得我无法在内心形成一个恒定的母亲的形象。我内在的母亲形象是支离破碎的,因为这些人的抚养方式、对待孩子的耐心细致程度,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都没有能形成对自己亲生母亲的内射和认同,而是不断地在外界寻求我理想中的母亲的形象,将这一份渴望投射到了和我关系较好的女性朋友中。所以我寻求母亲的旅程常常是失败的,别人并没有义务去当我的母亲。也因此,孤独感几乎陪伴了我一生。

 

张进:由此推衍,这和你的性格养成有关系吗?和疾病相关吗?

 

墨清:这使得我在人际交往中得不到能量补充的。但我后来慢慢接受了这一点,发现它其实不会对我的现实生活构成威胁。我能够处理好工作关系,大多数时间,我不需要和他人建立情感连接。

 

我很内疚的是,我认不出来我的学生。我每次都是看准教室门牌号才进去,不然我很有可能站在别的班级里讲课。因为认不出来讲台下的学生。我也坦白告诉我的学生,我在辨识人的面孔上存在着明显的先天性障碍。

 

不过,它给我带来的困扰和收益或许是相当的。它使得我根本不会记住无关紧要的关系,而能专心从事自己所感兴趣的事情,甚至听不见身边的人在叫自己。我可以在很嘈杂的地方看书,不会受影响。

 

与此同时,我的社交必然是简单的、单向的,甚至封闭的。我看到其他人一脸茫然,社交性地装作认识,但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和他人的对话往往是演讲式而非交流式的。因为这些,我会更为频繁地体验到抑郁情绪,绝大多数时间,我在和自己的内心相处。

 

摆不脱生存焦虑

 

张进:在我们的交谈中,你多次提到原生家庭的变故。我感觉到你有深刻的生存焦虑。这是如何形成的?

 

墨清:我的生存焦虑源于匮乏感。我父亲相对经历较为平顺,但他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所以对疾病、对死亡都非常焦虑。他无法改掉每天检查冰箱的习惯,生怕有食物被浪费了;也无法改掉询问饭店老板野生菌有没有毒的习惯,因为他见得太多食物匮乏去吃野生菌最后中毒而死的人。

我母亲经历了我外公被打成右派、外婆被划为大地主成分等巨大变故,从小便承担起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勤劳俭朴,对生活规划非常严格,一丝都不允许自己出错。

 

我五岁时家中遭逢大火,早些年确实过得艰难。但我上高中之后,家中情况也慢慢好了起来。不过,我整个童年期,文具是最朴素的、东西弄坏要被责罚、小孩不应跟父母多要钱等经历,不可能再消除。我也习惯性地严格按父母要求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从内心深处,我不认为自己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我不能浪费一点点钱,不能大胆去买自己心爱的东西,如果买错东西就不能再买一次。这些潜在意识所形成的习惯,我在早年完全不能察觉到它们是如此的不合理。

 

张进:你曾经表达过对父母的怨恨,但现在你已经释然。是什么促成了你们的和解?

 

墨清:我曾经把疾病归咎于我的父母。但后来,我开始不再独立地去看精神疾病。不仅从症状的角度,而更多从家族、从社会的角度去观察疾病。

 

我了解了我父母身上那些执著得脱离现实的习惯,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我也知道他们并不是有意要让我频繁更换抚养人,而是真的没有时间、没有现实条件。他们尽他们所能去抚养我,他们很重视对我的教育,不只是要分数,还要求我学习态度端正,做人要规矩,尊重人,尊重礼仪。容貌要修饰,衣服要洗干净。

爸爸还把对音乐的爱好都传给了我,把他的口琴送给了我。这使得我即便一度失去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却不会完全失去对生命本身的热爱。

 

这两年,我开始将父母的遭遇和他们的感受,与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感受独立开来。我是我自己,我承担我自己生命里所有的际遇,我并不需要背负整个家族的焦虑,整个家族的偏见与创伤。

 

张进:你也多次提到,你对于社交的恐惧和回避。这如何造成了你的内心冲突?我理解,家庭和社会对于社交的要求,其实也属于生存焦虑,它们如何加重了你的病情?

 

墨清:和很多人一样,我从小被要求合群。我也是努力向这个方向去靠拢的,然而我在频繁的社交里,得不到任何愉悦感。我父亲常常指责我不够灵活,这使得我感到委屈,十分无助。

 

一个不能从在社交中获得和补充能量的人,必然会频繁地经历抑郁、焦虑。因为他更多时间是在独处,把更多把注意力指向内心。

 

问题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接受自己不愿意社交,他就会减少社交;如果一个家庭能够接受这个孩子不合群、孤僻,就不会发展成抑郁症;但如果认为应该经常社交,保持社会关系,那么抑郁症的种子就会埋下。

 

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不需要那么多的社交,也不需要将合群视为成人的标准。我只能是我自己,这并不应该受到指责。后来,我在可以选择工作岗位时,最终选择了学校心理咨询中心这样十分单纯的环境。干自己能干下来的工作是最好的,政治环境对我而言毫无意义。

 

直面死亡恐惧

 

张进:人都需要一个归宿。你曾经说,你是一个没有归宿的人。如何理解?你也说,你无路可退。你想退到哪里?为何没有退路?是你不能认同家庭、社会,还是担心自己不被认同?或者两者其实是一回事?

 

墨清:我没有家可以回。我没有一个恒定的家,一生都处在流离之中。直到现在,我还是只能住办公室。我不能完全建立起一个母亲的形象,那是家的象征,这可能是我一生的遗憾。社会是认可我的身份的,我也认可我的社会身份,然而我真正地感觉自己回家,只有过一次,是今年寒假,我到我女友那里,与她共同生活了一个月。

 

我把那里称为终点,我终于觉得不用再走了,不用再跋涉了,就这里就可以了。《我想有个家》那首歌,其实我是听一次哭一次。我想我最终会有一个家。

 

张进:你从小就一直有死亡恐惧,后来逐渐不恐惧死亡、不回避死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历程?

 

墨清:我外公走得很平静。我妈妈最后和外婆一起,在医院照顾他。他走之前,好像预感到了,他叫我外婆过去,说,亲亲你。这一对吵了大半辈子架,互相看不惯彼此的夫妻,就这样和解了。

 

遗体从重庆运回来,我请了假,在殡仪馆守了三天的灵。我妈妈叫我回去,她知道我吃了药,需要休息好。但我没有回去,我就在长木头椅子上睡了三夜。我觉得那是我应尽的孝。

 

我几个同事都来了,虽然我平时和他们交集并不多。我第一次经历葬礼,我觉得那是肃穆的、有序的、哀而不伤的。从那之后开始,我觉得死亡是一个可以直面的事情了。

 

后来我经常去墓地。如果要冷静地思考,在墓地是最冷静的。逢年过节,我都会去祭奠外公。我想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住而已。

 

独立出一分冷静

 

张进:你命途多舛,疾病复杂。经历了多次无缘无故的复发,能治愈到现在这个程度,难能可贵。你觉得靠了什么?

 

墨清:一部分靠运。我命真的不好,但运不是太差。

 

另一部分大约就是靠知足。这些年来和病友打交道,看到了许多我不曾了解的人生。在我相对平稳的时候,也有好多人正在经历病痛,经历丧失。我有很重的无常感,但这无常是人世的一部分,我会去积累我的现实条件,用以应变。

 

因为我有这样的疾病,很多风险我都不能去冒。或许有几分才华,但我也不敢那么放手去施展。但我会好好走完这一生,否则对不住我所承受的苦难。

 

张进:你说过,你现在最大的进步,是从自身之外,“独立出一分冷静”,如何理解?

 

墨清:因为我的疾病太复杂了,它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我无从把握。我控制不了它。作为应对,我必须持有那么一份冷静,随时保持对自我的觉察、规劝与怀疑。

 

比如,如果我很想买什么东西,我一般都会放几天再买,或是询问我女友。因为我担心这是躁狂而不自知。如果精神症状出现,我会告诉自己别怕。我会叫自己的名字,安慰自己。如果抑郁了,我会待在音乐里,那里最安全。抑郁的时候,我还要劝自己服药,劝自己活下去。

 

我就是靠这份冷静活下来的。我没有任何的资本由着自己去病,面对生存,我只能有那份“死便埋我”的决然。

 

张进:我觉得音乐对于你的治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确实是这样吗?

 

墨清:是的,音乐和我完全是共生的。

 

从父亲教我唱《梁祝》开始,我这一生便与音乐结缘。七岁的时候,我去小朋友家里玩,她正在学习钢琴,我看她弹奏,十分羡慕,便回家在竹篾片做的凉沙发上,比划着那个样子弹。我父母看见我这样,觉得这孩子无论如何也要送去学琴。于是他们借钱买了一台6000块钱的钢琴,我也拜了我父亲的同事为师。

 

我的钢琴老师基本功非常扎实,对学生要求也十分严格,但很少直接批评。弹得不好的,先讲问题在哪里,然后让学生回去重弹。考完十级之后,我也快上高中了,那之后便是自己练习。长达八年的学习,使得钢琴成为我最熟悉的伙伴。

 

琴童大半都有较为孤独的童年,也就能很好地适应孤独。钢琴不便携带,我随身带一个口琴。每当我感觉到十分孤独的时候,会让音乐来陪伴自己。

 

张进:抑郁经历是我们都不希望具有的。但既然来了,只能接受。你认为疾病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成长?

 

墨清:承认自己很痛苦,承认自己饱受折磨。这也意味着你开始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被看到、被尊重的人,需要接受帮助的人。

 

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是配合疾病,把症状送走,而非敌对疾病,拧着症状来。我拧着来过,失败得很惨。

 

我们常常只愿意和健康的自己待在一起,排斥病中的自己,但你又何尝见到谁长生不死呢?所以疾病并不等于就是毁灭。我更多把症状看作是一个信号,它来告诉我,我需要调整照顾自己的方式了。

 

如果说成长,我只是比常人更多地感觉到人生的有限,感觉到无常傍身,而这些本来也是人世的真相。

 

因为有这些感觉,我更珍惜没有症状时的每分每秒。我希望在这一生里,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经历、经验和思考,去影响他人。毕竟有那么多人,曾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扶过我一把。

(本文原载“渡过”公众号,扫码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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