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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札记】之七:骄傲地活着

2017年6月1日,在家乡一座大山的寺庙旁,望着山脚下白雾缭绕的村庄,林夕对我说:“命运给我的舞台就这么大。如果我生在更好的家庭,有更大的空间,我还会……”言毕默然。

 

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和林夕相识,缘于文字。

 

2006年11月,我收到一篇来稿,长达2万多字。我花了半个多小时把稿子通读一遍。要知道一般的来稿也就两三千字的。

 

看完文章,我决定破例采用。一是因为真实,二是因为细腻,三是因为文章中流露出的叹惋和决绝。不对疾病有着切肤之痛,不可能写得这么真切。

 

文章结尾说:“现在的我每天吃七片药,躯体症状还没有完全消失,焦虑恐惧还不时袭来。可我已经不再害怕,不再有强烈的病耻感。我要带着症状活下去,即使与抑郁终身相伴,我都要坦然接纳自己的病,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文章太长,我精编成四篇连载,定名为《未竟抗郁路》。而当开启抑郁采访之旅后,我想到了她。

 

 

(一)

 

5月30日,我坐长途汽车,在深山中盘桓了3个小时,到了她所在的县城。此时已是午后,她和她的丈夫在空旷的车站广场等我。她穿着艳丽的旗袍,喜笑颜开,眉宇间毫无病态。我有些不敢相认。

 

“先去吃饭。”她抢过我的背包,亲热地说。

 

到了城边一个“农家乐”餐馆,一桌人在等我,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等。她穿梭来往,应答机敏;神采飞扬,言笑晏晏。

 

这哪有疾病的影子呢。

 

吃完饭,又去采摘。同去的有她的堂妹,她的一位闺中密友,还有一位50多岁的女性,她们叫她“李老师”。

 

在樱桃园,她们如快乐的云雀,我则心神不定。回去的路上,我对她提意见:“我是来采访的,不是来吃和玩的。”

 

她对我说:“其实我是有安排的。我给你找的人,都见证过我的过去。比如,李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她知道我初中是怎么过来的。”

 

我问:“那你现在怎么这么好?”

 

她想了想,答道:“面对痛苦,骄傲地活着。”

 

(二)

 

童年是她一生的痛。

 

9岁时,她的母亲去世。病因至今不明,据说是蛇盘疮。母亲留给她永远的印象是歪在床上,一直歪到最后,浑身烂,烂到骨头架,痛苦死去。这是她一生的阴影。

 

她家里还有父亲,哥哥,弟弟,以及奶奶。农村的习俗,男人在外干活,女人掌家。妈妈卧病,奶奶老病,家里只有她是女人。从7岁起,她就接过家务,伺候母亲,端饭,端尿盆。奶奶坐在炕上支使她做饭、做针线。从小,她就对自己说:快长大,快挣钱,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

 

10多年后,她实现了这个愿望。考上了自费大专,走出了深山,毕业后成为中学老师,端上国家铁饭碗,7年后居然当上了学校的教导主任。

 

时来运转并非偶然。她是聪慧的,从小就有目标,有想法,也为之努力。她有写作的天分,一会写字就用写作来打发痛苦和寂寞的时光。她记得她的第一篇“作品”,是10岁时写给叔叔的一封信,内容是:“二叔,家里没吃的,要一袋面。二叔,我没衣服,你把妹子穿剩的裙子给我一条。”

 

命运就这么奇诡。就在她逐渐攀登到自己人生高峰时,她得了怪病。时为2010年。

 

后来知道,她的病是抑郁症。

 

(三)

 

林夕所在城市,是一座美丽的山地小城。四面环山,风景秀丽。但在中国,这样的地方,精神卫生服务水平不高,她的治疗也走过弯路。

 

一是诊断。她以失眠起病,6年后,才知道自己得的是抑郁症。诊断错误,自然不可能对症下药。

 

二是治疗。那时的林夕,以及她的家人,没有人听说过抑郁症,当然更不懂如何治疗。6年间,她服药稍有好转就停药,随后复发。反反复复,两度入院,痛不堪言。

 

三是社会的歧视。当初她住进精神病院,是别无选择。丈夫说:“你想好了,出院后你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她答:“我不管,只要能睡着觉,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

 

出院后,她才明白她的丈夫的忧虑。同事来看她,小心翼翼的说话,好像有意回避着什么;也有爱闹玩笑的同事,时不时刺激她:“好好活着吧,可别爬上三楼往下跳,再住院,我们还得拿两瓶罐头看你去。”

甚至她回到婆家,躺在里屋,也听到家里人议论:“她到了我们家,对她这么好,什么也不用她干,为什么还得这病?”

时至今日,病耻感和社会歧视,仍是对抗抑郁症的大敌。可是,在对林夕的采访中,完全看不到她被歧视的痕迹。大家夸奖她能干,有文才。看得出她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我问她:你是怎么让大家理解并接受的?

她的回答很简单:“我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四)

 

对林夕的采访,也是关于抑郁症用药的交流。

 

久病成医确实不假。现在的她,已经熟知很多精神医学知识。她对抑郁症药物治疗的心得,都是从自己的痛苦中总结而来。

 

甚至她的丈夫,也了解抑郁症的很多知识,懂得如何旁观她,帮助她自我觉察,随时随地调整用药。

 

记录下她的几句话:

“抑郁症虽然很折磨人,却没有那么可怕。抑郁症不是最糟糕的病,抑郁症病人也不是最倒霉的病人,远比得了癌症等绝症要好的多。”

 

“要及时去医院。很多病人不敢去精神科看病,到药店买药吃,或者去综合医院的神经科去看病,或者看心理医生,或者针灸按摩,或者吃中药,怎么治也治不好。”

“西药对治疗抑郁症的效果是最好的。普通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在市县级的精神科就能治疗。有病就医是天经地义的事。去掉病耻感,勇敢的走进精神科医院,坚持规范治疗,你的病就有希望了。”

 

(五)

 

在林夕的办公室,打开她的电脑,我惊叹了:她的文件夹,密密麻麻,整整齐齐,井井有条,管理得非常完善。

 

除了工作文件,还一个是她的作品夹。十几年对文学的热爱,汇聚于此。

 

回京后,她把她的文字,全部整理出来发给我。总共十几万字,都没有正式发表过。我大体浏览一遍,大多是写她的故乡、童年、亲人、朋友。文笔细腻而质朴;当然,也不够圆熟。

 

我对她说:“有迟子建的风格。如果你是一个名人,这些文字雕琢一下就可以发表了。”

 

她说:“发表不发表没有关系,这是写给我自己的。这一两年,我逐渐想明白,我得抑郁症,主要还是源于我内心的冲突。写作可以通达我的内心,帮我平静下来。”

 

向“渡过”投稿,是她的第一次尝试。2.4万字长文在“渡过”上连载发表后,她又接连向其他公号投稿,分别发表了《哑娘》、《屋顶上的牡丹》、《姑父走时,正值花开》、《春游榆木岭》、《家的味道》等文章。

 

每有文章发表,她就毫无顾忌地邀请亲朋好友阅读、打赏。这给她带来极大的快乐。

 

“在文字中渡过。”她说。

 

 

(六)

 

6月1日, 林夕邀集她的几个同学,和我同游她家附近的一段野长城。

 

这段长城位于县城西南30公里的崇山峻岭中。此地高山对拱,地势险要;史料载,明洪武年间,徐达于此设关,建城堡。万历三年(1575年),戚继光曾率兵由此出关阻击来犯之敌。

 

同游的几位都是她的初中同学。有的多年未见,是在她病后重新联络上的。前些年,她只顾工作,忙于单位烦琐事务,情绪起起落落。不期而遇的疾病,让她停下脚步,重新审视自己与家人、友人、邻人的交流和互动。她加入同学群,成了活跃分子,安排给有病的同学捐款,组织同学聚会。这些同学在她最困难的时候,陪伴她渡过艰难岁月。

 

她还记得,一位朋友送给她一个花瓶,插了三朵盛开的鲜花,说:“每天看着鲜花,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她知道当然没这么容易,但她感受到朋友的关爱,希望在她荒芜的长满草的心园里,播下花的种子,等春天来了,就能开出美好的花。

 

除了同学、友人的交往,她还加入了当地一个“正能量群”,当上副群主,每月捐款救助孤寡老人。

 

她还学会了化妆。以前她素面朝天,生病后连抹护肤品都省掉了。就在最近,她买了一套化妆品,第一次支起小镜子,画了眉,涂了口红。又买了几件喜欢的新衣服,用心琢磨衣服的搭配。

 

“如果你以前见过我,现在会觉得我换了一个人。”她说。

 

这是正午时分,烈日当头,山间别无游人,好在凉风习习,不觉得燥热。一队人沿着古城墙鱼贯攀行,完完全全地被大山淹没了、包容了。

 

攀上山顶的烽火台,万里河山尽收眼底。她对我说:“人到了四十岁,要随着自己的心生活。怎么活着觉得舒服,就怎么活。出去看看山水,此时的山是山,水是水。山你可以望得很远,水你可以看得很清。”

 

(七)

 

在她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她曾提到,在她工作的学校旁,有一座寺庙。难受的时候,她会一个人去寺庙,在寺庙外的一颗古树下看书。

  

乡校、寺庙、古树,曾经激发过我的许多想像。采访间隙,我提出:带我去看看那座寺庙吧。

 

这座寺庙掩映于深山之中。其实离她工作的学校还有一段距离,而且要走过一片荒芜的原野。屈指一算,她在这里工作了18年。18年间,日出黄昏,她不知道多少次爬过这座山。她回忆:“我最喜欢在冬天爬这座山。我感觉人生如这冬天,赤裸而真实,残酷的真实!”

 

我能听出她的潜台词。十几年职业生涯的拼搏是艰难的。而这座山,对于心性敏感的她,无疑是一种抚慰。爬山对她不仅是锻炼身体,更为她愈合了许多人生的伤口。

“病的时候,我的心很灰暗,常常望着山想,我再也不能登上去了,我的人生彻底完了。后来病好了一点,我就咬着牙爬山。我要看看我的病到底好没好,还能不能爬上这座我无数次爬上的小山?”在向寺庙走近的时候,她对我说。

 

我们终于爬上了山顶。天空寂静而清亮。荒野无人,万籁俱寂。

 

山风呜呜地从耳边刮过。脸很冷,脚下很温暖。

(本文原载“渡过”公众号,扫码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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