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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札记】之十:抑郁留守妇女,她们的苦痛和无奈

(一)

 

6月中旬的一天,昔日的小同事、财新传媒记者黄姝伦来电,请教如何采访农村抑郁妇女。我问她在哪里?怎么回事?她告诉了我一则新闻线索:

 

致力于中国农村教育改善的国际机构REAP,在秦巴山区七个国家级贫困县42个镇区下辖42个村,开展留守妇女抑郁问题调研,发现24.5%的被访人有轻度或更高的抑郁倾向。其中,10.7%程度较轻,11.1%中等,1.8%较为严重,0.9%超重。而且奶奶或外婆的抑郁倾向比母亲更为严重。

 

我一激灵,这个新闻线索太有价值了。随即致电财新传媒主编王烁,表示愿意跑一趟,和姝伦一起把这个线索做成封面报道。我说,这个新闻线索集合了一个重大独家新闻的所有新闻元素:城镇化、抑郁症、乡村空心化、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农村医疗……

 

王烁、舒立一致支持。三小时后,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二)

 

随后仔细了解了一下REAP调研的前前后后:

 

多年来,REAP一直在中国贫困农村开展儿童早期发展干预项目,探索如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在此过程中,团队学者注意到,有些儿童在“社会情感”方面发展滞后,这和他们的养育人密切相关;再进一步发现,他们的养育人,大多是留守妇女,其中很多存在抑郁倾向。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2016年4月起,REAP团队开始调研农村留守妇女抑郁问题。他们访问了708位母亲,年龄范围为16岁-50岁,平均年龄28岁,有抑郁倾向者占比21.8%;268位奶奶(外婆),年龄段为33岁-88岁,平均年龄54岁,有抑郁倾向者占33.2%。

 

REAP使用的调研工具是国际通用的DASS-21抑郁、焦虑和压力测评量表。我知道,这个量表多用于临床诊断参考,测评得分高,只说明测评者有抑郁情绪,并不一定就是抑郁症。尽管如此,上述调查结果仍让我震惊。它验证了我的一个判断:抑郁与长期的贫困高度相关,中国最大的抑郁症群体是农民;而在中国农村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两代留守妇女以自身的抑郁,成为乡村变迁阵痛的苦难承受者。 

(三)

 

第二天上午,我和姝伦会合,开始采访。

 

为什么选择秦巴山区?这带有某种必然。

 

秦岭山区即秦岭、大巴山及其毗邻地区,境内崇山峻岭,绵延起伏。这里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耕地分散、稀少,工商业基础薄弱,农民人均纯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多村民不得不离开本乡本土,去外地打工。

 

打工有效地改善了农民家庭收入状况。但是,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而城市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不能对农民工一视同仁,很大一部分农民工不得不只身进城,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由此产生。据民政部2015年数据,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的数量达4700万人。

 

正因为此,城镇化在为中国带来进步的同时,也给乡村带来了裂变。两代农村留守妇女独自肩负家庭重担,忍受夫妻分离,牺牲自我发展,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种种苦难和不幸的承担者。

 

秦巴山区正是这样一个转型期中国乡村的样本。 

 

(四)

 

在秦巴山区数个山村,我和姝伦走进农家,观察留守妇女的生存状态。

 

她们的抑郁情绪或重或轻,共同的表现是:失眠、头痛、昏沉、无力;情绪低落,烦躁易怒,快感缺失;觉得生活无意义、无价值,心灰意冷,悲观消极……快感缺失、情绪低落、易怒,等等。

 

我从事农村问题报道多年,自认为对农村是了解的。但此次采访中,农村留守妇女流露出的悲戚,对留守乡村的厌倦,仍让我心情沉重。

 

记录下这样一些话:

 

“出去打工虽然辛苦,但过年回家手里拿着钱,再累也算有收获。最苦的是没办法打工的,在家累一年,看不到成绩,平常孤独,压力太大。”

 

“男的一年到头到处出去打工,把媳妇丢在家里。又要看家,又要照顾孩子,还要种地,非常非常累。”

 

“最苦最累的是我们,也不特别老,要带孩子、管家。不能出去打工,挣不了钱,心里发慌。”

 

(五)

 

她们为什么抑郁?

 

采访中发现,这些妈妈、奶奶、外婆产生抑郁情绪的因素是综合的。包括因病返贫、家务农活的劳累、乡村封闭生活的无聊、精神的苦闷、缺乏社会支持,等等。

 

一是贫困。

 

一位农妇,有一对龙凤胎。我们到她家时,两个孩子正在客厅里奔跑、嬉闹,一刻不停,闹得沸反盈天。她看着一双儿女,笑容掩饰着疲惫。她说,前两年龙凤胎刚出生,因为早产,他们的命像被握在老天爷手里,医药费动辄上万元,负债累累。“动不动就流眼泪,自己都感觉快失常了。”

 

二是疲累。

 

一位奶奶,53岁,一人带着两个孙子,小的不到3岁,大的6岁。“每天很累,早上要6点钟就起,做饭,送孩子上学,洗衣服,晚上10点钟睡觉,没有闲过。”

 

另一位奶奶,长期失眠,白天孙女不分时间段地哭闹,她只能抽空做饭、做家务;好不容易支撑到晚上,孙女睡了,可以休息了,却头疼得睡不着。自家的房子还是旧的,二儿子还未成婚,这些烦心事让她在乡邻面前抬不起头,“越想越烦,到半夜终于困乏,娃开始闹,又没法睡了。”

 

“这样的生活有快乐吗?”我问。“不快乐,不是在为自己活着。”她答。

 

养育孩子,不仅仅是管吃喝,还要负责他们的健康成长。这对于独立承担养育职责的留守妇女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根据REAP的访谈样本, 50%的养育人认为“养育孩子是负担”。

 

 三是孤独。

 

在中西部农村,家庭内男女角色仍然是不平等的。一旦遭遇重大变故,多是女性放弃个人追求,为家庭牺牲自己。

 

我采访了一位90后母亲,本来是在外打工,婆婆照顾孩子。公公突发脑溢血后,婆婆忙不过来,她不得不回家带孩子。婚前,她也算是个时尚女孩;现在,昔日的小姐妹都在外地打工,只有她“每天都围着孩子和家里转”。繁重的家务劳动、封闭的乡村生活,让她倍感孤独,郁郁寡欢。

 

四是无价值、无意义。

 

一位50岁左右的乡村女干部对我说:“农村没有就业渠道,我们文化程度低,稍微复杂一点的事情就做不好。机械化、电脑化让我们跟不上时代发展,不知道我们这代人的结局会是什么。”

 

“我常常恨我自己,觉得自己是无用的。”一位不识字的留守妇女说。

 

任何人都有价值实现需求。这些留守妇女,如果能找到工作,能挣钱,就会增加自信,产生满足感。被捆绑在家乡,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无力把握命运,是一些留守妇女抑郁的更深层次原因。

 

回到北京后,我采访了安定医院院长王刚。他对我说,农村妇女出现心理问题,体现为抑郁情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农村妇女的情绪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具有丧失的特征。由于丈夫在外面打工,她们面对一个不完整的家庭,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在情感上,孤独、寂寞,缺乏理解;有心事,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消极情绪难以及时得到缓解。而抑郁情绪没有得到适当干预,长期存在,就会发展成抑郁症。”

(六)

 

留守妇女精神状态,成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尚未完全走出贫穷、不得不承受城乡裂变的中西部贫困农村的一个缩影。

 

更严重的是,对她们的状况,少人知晓,更无从干预。

 

目前,中国基层的精神健康医疗服务相当薄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14年,中国约有2.3万名精神科医生,相当于每10万人只有1.7名精神科医生。有的贫困落后县,甚至连一个精神科医生也没有。

 

具体到某西部省,据该省卫计委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4月1日,尚有54个县(区)未开设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近一半的县区精神卫生医疗服务仍处在盲区。全省街道、乡镇级精神卫生机构实际开放床位仅423张,精神科医生仅64名。绝大多数乡镇无精神科医生,不能提供精神病基本诊疗服务。

 

前述那位留守奶奶,她渐渐发觉自己有些“不对劲”,但选择了逃避。她不相信本地的卫生院,觉得看了没用,大医院一个人也去不了。她也没告诉家里人,“干嘛给娃添负担。”

 

我访问的一个村庄,惟一的村医兼任着电工,上午要去电站,傍晚才穿上白大褂。

 

与此相应,在农村,对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存在诸多认知误区。很多人以为抑郁症就是“想不开”。“不要去想它了”“开心一点”“大家都是这样的”。更多农村妇女,当抑郁情绪来袭只能默默忍受,“扛过去”。她们甚至搞不清,她们的痛苦到底是病造成的,还是生活本来就艰难困苦。

 

传统乡村的困境正在与城镇化切割、碰撞、叠加,农村留守妇女的抑郁,只是一个缩影。

 

怎么办?这个大大的问号,留在我心里。

 

黄姝伦、汪苏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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