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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耻感,官员抑郁症自杀的助推凶手——从澳门中联办主任身亡说起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10月21日发布消息: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因患抑郁症,于2018年10月20日晚在其澳门住所坠楼身亡。

 

近年来,抑郁症患者自杀事件经常见诸报端,但今天这则新闻,自杀者是高官,且由中央政府部门公开宣布,格外令人触目惊心。

 

据报道,郑晓松离世前一天,即10月19日上午,他还在其办公楼会见了某智库负责人一行。从照片上看,他的神态正常,并无异样。

 

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经历的挣扎。

 

于是,我想起了我经历的一件往事。 

 

(一)    

 

去年夏天的某日,一位地方高官托朋友辗转联系上我,向我咨询抑郁症治疗问题。我们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见了面。通过交谈,我判断这位官员已经患上抑郁症,而且到了中度。我建议他立即到正规精神专科医院求医。他和他的妻子都面露难色。后来他们再没有找我,我至今不知道他到底治疗了没有,最后怎么样了?

 

我只记得,和这位官员的妻子告别时,我问她:“以你们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找我咨询?”

 

这位妻子叹了口气,告诉我:如果丈夫得了其他病,秘书自然会做出安排,甚至请当地最好的医生来家里诊断、治疗也不是难事。而得了抑郁症,即使有医疗资源也不敢用,就怕走漏风声,被人知道得了抑郁症。

 

我问她:“就算被人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她又叹了口气,说:“如果得了抑郁症,这形象就没了。”

 

她没有再说下去。我能听出她的潜台词:假如官员得了抑郁症被外界知晓,他的仕途就可能受到影响。而一位官员仕途受到影响,对他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我心里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中国优质医疗资源高度稀缺,普通人和达官贵人能够享用的医疗资源是有区别的;可是,在精神疾病治疗上,一位地方高官和其治下的芸芸众生,却以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实现了平等。

 

(二)

 

看完这条新闻,我信手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官员自杀”,瞬间获得如下条目:

 

自2009年至2016年,全国有248名官员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其中约半数被明确诊断为抑郁症;

 

2018年5月21日12时许,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参加完一个工作会议后坠楼身亡;

 

2017年4月9日下午,安徽蚌埠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肖超从办公楼坠楼身亡;

 

2016年5月24日早晨,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马立军在单位坠楼身亡;

 

2014年12月14日中午1时30分左右,张家口市宣化区委书记岑万俊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我注意到,官员抑郁症自杀,有一个特点:很多都是在单位发生。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们这样做,也许出于事业心、责任感;但同时,我还有一个判断:他们的疾病不为人所知,他们也不愿意为人所知。

 

由此,我想起一个词:微笑型抑郁症。

 

(三)

 

“微笑型抑郁症”并不是一个医学诊断,只是一个形象的描述。

 

微笑型抑郁症患者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不愿意倾诉。他们尽管内心极度痛苦、压抑,表面上却面带“微笑”。只是这种微笑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而是为应付工作、应对社交而强作欢颜。他们的行为具有表演性质,“微笑”过后,是更深刻的痛苦和悲凉。

 

微笑型抑郁症患者大多是身份高、地位高的成功人士,男性多于女性。他们可能大权在握,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其实和普通人一样,也会有困惑、苦恼、无奈、悲伤,但为了维护“能人”、“强人”的形象,不愿意放弃“尊严”,不能对外倾泻负性情绪,因而时常陷入恶性循环。

 

比如我前文提及的那位地方高官,即使怀疑自己罹患抑郁症,也不敢公开寻求帮助;而在当今现实中,官位越高,朋友越少。他们内心有压力无处释放,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崩溃。在公开场合,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支撑形象,而当一人独处,内心压抑的痛苦和悲凉就会涌上心头;加之抑郁症本身的各种身心症状,瞬间会让他感受到生之无趣。

 

我想,这或许是有些罹患抑郁症的官员,突然在办公场所自杀的原因。

 

(四)

 

由此,我又想起了一个词:病耻感。

 

 所谓“病耻感”,顾名思义,是社会大众对某种疾病的负面评价和反应,以及患者本人由此内生的羞耻感受。

 

病耻感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对患者、乃至患者对自身的排斥。

 

并不是所有疾病都有病耻感。一般来说,病耻感最严重的,一是传染性疾病,二是精神疾病。

 

 为什么抑郁症会有病耻感?据我观察,无非是因为社会大众对抑郁症有这样一些错误认知:病人是不正常的;犯病是有特殊原因的;得这个病的人是软弱和脆弱的——简单一句话,他们是异类。

 

抑郁症之所以复杂难治,疾病本身是一个原因,病耻感又进一步推波助澜。在病耻感视角下,抑郁症患者性格软弱、心胸狭窄,不适应环境,是社会竞争的失败者;甚至有的患者也会自我怀疑,认为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没有价值的,从而自卑、自怨、自怜。

 

这实在是一个浅薄的误解。其实,抑郁症之有和无,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没有绝对的精神健康,每个人都不可能保证自己永远和抑郁症绝缘。

 

 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不一样。判断躯体疾病,有明确的身体指征和生化指标,但抑郁症不是这么直观。当今医学模式已发展成“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如果采用其中生物模式的“神经递质”假说来解释抑郁症,可以这么表述:抑郁症的生物学本质是大脑内神经递质失衡,它的病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曾不假思索地认为,抑郁症是患者意志不够坚强所致。深入研究后才知道,未曾患病的人,也许永远也不能体会患者内心的挫败、孤独和苍凉。由于大脑发生功能性病变或器质性病变,他遭遇意志无法控制的精神障碍和痛苦。局外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居高临下甚至带有一丝优越感地同情、开导或者指责他们,是不科学、也是不公平的。

 

由于病耻感,很多抑郁症患者在社会上饱受歧视。他们不愿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不敢光明正大求医,不能向身边人求助;得强颜欢笑,咬着牙工作,身心俱疲,苦不堪言;甚至耽误了治疗,甚至走上绝路。

 

所以,病耻感是抑郁症救赎之路上的大敌。

 

(五)

 

再回到今天这则新闻。

 

当今社会,很多人有“仇官”心理。听说官员得了抑郁症,或有讥讽之心。我觉得,这样无差别地看待官员,也是不公平的。

 

客观而论,如今的官员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压力时期。方方面面都对官员有较高的要求,他们要完成各项指标,要应对各种检查,要维稳,要扶贫,更害怕一票否决;而一旦表现出抑郁、焦虑等症状,就会引发各种猜测。上级会怀疑他的能力,平级会争抢他的领地,下级会挑战他的权威。因此,和普通人相比,官员罹患抑郁症的后果更为可怕,他们的病耻感,也因此较常人更为严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病耻感可以视为某些官员抑郁症自杀的助推凶手。

 

抑郁症不分阶层、不分地域、不分职业。应对抑郁症,从打破病耻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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