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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陪伴者计划”】之三:陪伴者和咨询师有什么不同?

 

上一篇文章中,我细致分析了陪伴者可以做哪些事情。也许读者会问:其中有些事咨询师也在做,陪伴者和咨询师到底有哪些不同?陪伴者的特点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涉及太多的方面,我不想就细节展开讨论,因为那样难免挂一漏万。这里我只想讨论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即陪伴者和咨询师角色的不同。

 

先从形式说起。我们知道,心理咨询行业要遵守一系列规范。比如,咨询室要具有保密功能,既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小;咨询时间是有规定的,既不宜太长,也不宜太短;咨询师与求助者会谈时,要保持正常的社交距离和位置,既不宜太近,也不宜太远,等等。这些都不是随意规定的,必定是经过无数次磨合才确定的最佳安排。

 

陪伴则没有这些硬性要求。比如,陪伴者和求助者可能相对而坐,也可能并肩而坐;可能在一个私密场合会面,也可能在一个开放空间边走边谈,甚至一同用餐,一同游览,一同跑步,等等。

 

当然这些都是最表层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陪伴者和咨询师的重大区别:咨询师和求助者本质上也是医患关系,是“你”和“我”;而陪伴者和求助者,是有着共同经历和感受的同一群人,是“我们”。

 

也就是说,咨询师和求助者之间,边界是清晰的,陪伴者和求助者则难以太清晰;陪伴者是求助者疗愈道路上倾听者、支持者、引领者和监督者,在尊重个人隐私前提下,感同身受、亦师亦友的陪伴关系是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以具体分析出陪伴者的工作有以下特点:

 

一、陪伴者可以为求助者提供更加综合和全方位的整体解决方案。

 

这个结论来自我的早期实践,同时也是我提出“陪伴者计划”的缘起。

 

人生的每一个“第一”总是印象深刻。那是2014年,我还没有出版《渡过》,只是在自己的财新博客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抑郁症的科普文章。一天,一位读者辗转和我取得联系,倾诉苦衷。他说,看了我的文章后,觉得自己也有问题,但不确定问题是什么,到什么程度,应该怎么办?——事实上,从这时起,陪伴就开始了。

 

那天,通过网络,他详细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情况。对照他的症状、病史、家族情况,我明确告诉他:你应该已经是抑郁症,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仅靠个人调整会耽误病情,应该尽快求医。

 

考虑了几天后,他表示接受我的意见。但到哪里看病?他很茫然。我帮他分析了在本地和去外地的利弊,让他自己决定。他说:“我没有主意,既然找到您了,就全靠您,我去北京吧。”

 

那时我比现在胆子大,无知无畏,帮他选择了医院,联系了医生,提前挂上号。在预定看病的那天清早,他坐夜车赶到北京。我和他在医院会合,见到医生,帮他补充介绍了病情(因为他不能抓住重点)。医生诊断、开药后,我又给他解释了医生的思路,为什么用这几种药、每种药有什么用处,嘱咐他一定要遵从医嘱,好好服药,足量足疗程。

 

当天晚上,他就坐车回家了。在北京没住一天,仅此一项就省了很多钱。

 

但陪伴没有结束。回到家,他问题不断:头疼恶心是不是副作用?服药什么时候能够见效?我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现在算见效了吗?什么时候可以减药?我能上班吗?要不要换工种?这两天状态不好是不是复发?怎样才能不复发?……

 

类似的事例不是一个两个。通过一次次实践,我体会到抑郁症的个体差异和治疗的难度,认识到陪伴的必要和重要。比如上述这位患者,需要的服务如此之多、如此之细,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不是医生和咨询师可以随时提供的。

 

而陪伴者作为一个亲历者、过来人,对求助者往往会有更切近的理解,能够抓住其需求痛点。事实上,陪伴者不仅仅释疑解惑,而已经深度参与到求助者的生活中,给他提供解决方案,甚至感同身受,一起去践行效果。

 

这正是我提出“陪伴者计划”的初衷:“以需求为核心,以治愈为目的。”而鉴于抑郁症的治疗和康复旷日持久,涉及太多的环节,所以,“短期是医院诊治,长期是心理成长,全程是社会陪伴”。

 

二、陪伴者对求助者有更多的出自个人体验的共情

 

到目前为止,“陪伴者计划”已经实施了四个月,很多陪伴者从实践中有了诸多感悟。马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在和求助者的交流中,我隔着一段距离审视他们,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这也让我更能理解他们的处境和行为。”

 

马龙这段话,道出了陪伴者最大的特点:感同身受和共情。

 

“陪伴者计划”的核心是陪伴者。在选择陪伴者时,我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陪伴者必须是疾病亲历者。只有这样,陪伴者才能以自己的切身体会,给予求助者不可替代的深刻理解和共情,提供战胜疾病的信念和方法。正如马龙所说:“在我给他做陪伴的一瞬间,两个影子重叠了。”

 

马龙陪伴过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突然有一天,他抑郁了,情绪低落,害怕见人,不能集中注意力工作。不管是同事还是领导,没有人能够理解他。马龙听了这个小伙子描述,想起当年的自己也曾被这种感觉包围,他告诉小伙子:“你的这种状态,不是你自己想这样的,是疾病让你无法控制,等你的病好了,这个症状就会消失了。”就这一句话,让小伙子感受到巨大的安慰,不再焦虑、自责。

 

另一位陪伴者云兮告诉我:因为和求助者有着共同体验,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彼此就能心意相通。一位求助者对她说,谈话时会有一种“深深被看见”的感觉。不用刻意思考,就能把很多不能与他人言说、担心说了也不会被理解的经历和感受,很自然地说出来。而这本身就是疗愈。

 

这个道理,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可以解释:“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如果把求助者的困境比作黑夜迷路,陪伴者就是以自己的内心体验为灯火,照耀求助者走过这段黑暗的路。

 

三、陪伴者不受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可以和求助者成为朋友

 

心理咨询作为一个职业,必然有很多职业规范。比如,在正式咨询之前,咨询师要先和求助者谈设置,约定咨询目标、咨询次数、咨询周期、咨询价格等等,然后严格执行。

 

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一些求助者来说,有时会感觉有些机械。比如有的求助者反映,刚开始咨询时,他的情绪和想法可能难以表达,后来终于逐渐谈到深处,铃声一响,咨询师提醒他,时间快到了。——这往往会打乱他的节奏,影响咨询效果。

 

陪伴者则不拘时间和方式,陪伴方式更加灵活。双方可以用最方便的通讯手段及时联系,彼此即兴留言,随时问答。交流的问题也不一定限于疾病,而延伸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只要有利于双方的沟通。

 

陪伴者金美的第一位求助者,和她年纪相仿,孩子也差不多大,又都是医务工作者。陪伴中,她们彼此姐妹相称,除了疗愈,还会聊起工作和家庭,相约跑步,彼此鼓励。有一天她给金美发来信息,“妹妹,我焦虑状态改善了,又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你是我生命旅程中的好朋友,感谢有你的陪伴。”

陪伴者享自由的第一位求助者,是一位双相情感障碍女孩。第一次交流,他上来就问女孩最近情况怎么样?女孩说:“太复杂,不知道说什么。”之后就沉默了。他意识到他问话太直接,于是不急于进入正题,而通过闲聊建立陪伴关系。一段时间后,一天中午,女孩突然给他发来长长一段话:

“当我的陪伴者应该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医生能引导我从我的想法中走出来,他们都认为和我聊天很费力气……我不愿意接受其他人强制安在我脑子里的东西,我喜欢自己去理解万物,但时间久了也就没有能和我说话的人了。……说实话吧,我一点都不希望自己能够好起来,因为我享受每次发作的过程,我享受这个病带给我的思维的活跃,享受这个病带给我看待世界不一样的角度……”

享自由回答:“你能说出这么多心里话,说明你信任我;你想什么时候说,我都愿意听。”他后来对我说:“遇到这种情况要及时回复,表明你一直都在她身边。不做太多的干预,只是倾听与陪伴。

陪伴者邹峰告诉我:“我有个陪伴对象,是严重的人格障碍患者,情绪不稳定,吃药基本没有效果。在家里打人骂人,用刀砍父母,离家出走。她和我建立陪伴关系后,也无数次情绪失控骂我,微信拉黑。再无数次羞愧,重新加微信,保证不发脾气,等等。现在她的社会功能在慢慢恢复,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逢年过节走亲戚也不会动不动发脾气失控。”

 

陪伴者郭小美也陪伴过一位有自杀倾向和自残行为双相女孩,小时候是留守儿童,家庭关系不好,不愿跟家人接触。最开始谈话时,连续几个小时,女孩一直流泪,无法清晰表述,但也无法停止。于是,郭小美把陪伴过程拉长到6天。她们一起做饭,一起吃饭,去江边散步,去公园看风景,一起探讨哲学、人生、死亡……她发现女孩有的见解非常棒,甚至令她震憾,她从中也有很大的收获……之后她们成为朋友,经常来往。后来女孩一个人独自回外婆家两个月,去二姨家一个月,再后来找到服务员的工作至今。

 

以上这些陪伴,用杜甫的一首诗来表述就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四、陪伴者会积极主动地介入求助者的生活,解决具体问题。

 

刚才提到,一位职业咨询师要遵守很多行业规范,比如只能为求助者解决心理困扰,或因心理原因引发的行为问题,而不能涉及求助者生活中的具体事务。

 

但对于陪伴者来说,很多时候恰恰需要介入陪伴者的生活,帮他出主意、想办法,解决现实难题。

 

金美的一位求助者是初中生,一位花季少女,抑郁绝望中跳楼自杀,腰椎骨折。她先研究了女孩的资料,了解到女孩和母亲关系不好,在母亲的否定和打击中长大;母亲与父亲经常吵架,她生活在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

 

怎样来帮助女孩?金美决定从家庭关系着手。她分别加了女孩父亲和母亲的微信,让他们认识到孩子的康复,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基础,要全然接纳孩子,承接孩子的不良情绪,不唠叨,不指责,不抱怨。他们认可了金美的建议,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有很大改善,女孩的状况也持续向好。

 

享自由讲过一个案例:他的第二位求助者,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有明显的社交恐惧,待在家里很多年。在交流过程中,这位青年流露出对母亲的反感:“从小到大,一切都要按照父母的意愿来。”享自由意识到,亲子关系可能是一个好的切入点。他联系上青年的母亲,和母亲交流后,发现母子双方都存在问题:青年缺乏改变自己的动力,母亲心态过于焦急,对孩子过度控制。

于是,享自由两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和求助者本人沟通,鼓励他尝试去做一些工作,记录自己的点滴进步,先养活自己,再做自己;另一方面和母亲沟通,要她多一点耐心,给孩子一些自由空间,避免过度焦虑,当自己有了改变,孩子也会跟着改变。

马龙也认为,陪伴是有必要参与熬求助者生活中去的。但参与多深?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高中男孩,抑郁较重,学业压力太大。是坚持学业,还是先治疗?家长犹豫不决。马龙给他们分析了三种可能性:“坚持学业,但病情加重;耽误一些学业,但病情缓解;硬拼,学业耽误了,病情也严重了。”家长当然希望“既不耽误学业也不加重病情”,听了马龙的分析意识到实现概率太小,最后选择了第二种。

 

马龙后来说:“我这种做法其实是有风险的,做出判断和建议时也有一些挣扎。但现在,我能感觉到,孩子的情绪比之前好了一些;电话那头,我能听见他在笑。”

 

分析了这么多,概括起来一句话:咨询师要严守边界,陪伴者和求助者却可以亦师亦友,参与到对方的生活中去。这大概是咨询师与陪伴者的最大区别,而陪伴者也因此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

 

要做到这一点,陪伴者必然要有更多的付出。其原因,如我在《渡过3》中写道:“因为痛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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