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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支持有用且重要,但不是万能的

【前情提要】2022年6月1日,李香枝、徐凯文、姚玉红三位心理学研究和实践者,来到南都观察“哀伤与抑郁——关注疫情下的心理健康”沙龙,分享他们的一线观察和专业思考,希望我们共同感受和理解所经历的悲伤与恐惧,安抚内心的创伤。本文整理自这次沙龙的记录。

 

嘉宾(按姓氏首字拼音排列):

李香枝:抑郁互助康复社区“渡过”平台运营总监

徐凯文: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大儒心理创始人

姚玉红: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教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治疗学组副主任委员

 

“南都观察家”(ID: naradainsights)授权渡过公号转载此次沙龙的记录,分四次转载完成。本文记录了沙龙的第三部分。

点击阅读第一部分:《悲伤、愤怒、恐惧——疫情下的群体性心理冲击》

点击阅读第二部分:《“小孩子过家家,都会玩测核酸了”》

 

一  主持人:2019年,有一个全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中国成年人的精神障碍12个月患病率为9.3%,焦虑障碍比较高,为5%,抑郁和双向情感障碍4%,终身患病率这方面,16.6%的人终其一生会经历某种精神障碍,上述人群在疫情中会面临更大的困难,比如在压力下病情加重,存在断药的风险。 在座各位都是专业的心理工作者,也在做一些事情,包括开设热线,提供心理服务等。各位老师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在疫情的背景下,针对本身有心理困难的人群,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有什么还需要做的? 

徐凯文:据统计,2005年的12个月患病率高达17.5%。如果再往前追溯,80、90年代我们国家也做过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那个时候12个月精神障碍整体的患病率大概是1%。 事实上现在国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是大幅度增长的。稍微上一点年纪的人回想一下,30年前心理问题其实很少。我上大学的时候,所在学校没有极端的事件,五年来只有一个同学需要看精神科医生。1997年我毕业做精神科医生时,精神病院生意非常不好。现在整体患病率过高,整体上来讲,还是整个社会运转速度太快了,人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我不认为数据不同是因为用的工具、标准不一样,这些数据都是按照标准做出的诊断,是可靠的。焦虑也好,抑郁也好,强迫症也好,各种心理障碍不是原因,而是各种社会心理生物因素综合的结果。

现在因为疫情,符合这个症状诊断标准的人会更多一些,但我不觉得这会导致根本的变化。原来是抑郁症,现在该怎么服药还是怎么服药,该怎么心理治疗还是怎么心理治疗。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支持,但我不认为这个群体会变得更糟糕。 同样的问题我们14年前就讨论过。汶川地震涉及到上千万人,按照当时的研究结果,人群中会有5%~6%的抑郁症患者,这些抑郁症患者是不是因为灾情变得更严重,自杀率更高了呢?事实证明好像没有。对于患有心理疾病的群体而言,本身他们就处于患病状态,相对来说也更脆弱一些,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影响。但我觉得,这样的患病群体并不会因为疫情因素恶化得更严重。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访谈过这样的病人。去年疫情时,我们学生当中也有符合抑郁症诊断的。在问题最严重的时候,他们的绝望感会更强一点,因为原本对生活的预期就比较负面,又遭遇灾难,对未来的预期会更黯淡。但是黯淡、负面的预期,跟原来基础疾病是有关系的。 

姚玉红:我在学校里的这段时间接触了一些学生,发现有一部分是新发的,主要是就业、隔离等各种各样现实困难导致;还有一些是比较严重、有早期基础疾病的,比如说他在中学时候有过焦虑、抑郁,敏感度很高,感受性很强,容易放大威胁、危险和焦虑,这是他的人格特质。我觉得这部分人群需要“去污名化”的过程——这确实可能是他性格上或大或小的弱点(大小就看你遇到什么样的情景,问题造成的代价有多高)。 但就其本身来说,我一直觉得精神障碍的很多病症是可控的,可以很好地恢复,并不是绝症,他们不需要有被“污名化”的感觉。得病是弱点,但恰恰也是特别之处。

我经常会和同学说:你很敏感,你很警觉,未必是坏事,有可能哪一次危机别人还没有感觉到,你就察觉了,这就是你的优势。你要做的是管理和控制好自己,觉得敏感强度过了,可以调节一下,该吃药就吃药,该求助就去求助。 疫情来了之后,确实有叠加性因素,比如压力,大家会有恐惧感。但是这并不可怕,只要及时了解,及时去求助,及时去应对,就可以有比较好的恢复。这是一个成长的问题,你要持续地成长,这些问题再一次来挑战你,你要再一次应对。

 

二   主持人:除了心理较为脆弱的群体,我们还有一些具体疾病的患者、老人或者贫困群体,他们同样受到疫情影响,是相对脆弱的人群,求助资源也相对较少。例如有工程项目的农民工群体不能开工,在一个地方待着没有工作。从应对群体创伤的角度,是不是应该为相对脆弱的人群提供更加容易获得的心理支持或者心理方面的服务,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吗? 

李香枝:确实我们看到老年人、贫困人群,不管是在疫情之前还是之后,其实都是弱势群体。 一方面他们获得的关注更少。很多老人的抑郁、心理疾病被忽略,老年人很多患有慢性疾病,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忽略他们同时可能是抑郁或者说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可能。贫困群体,城镇居民也是这样,很多地方精神科的资源很少。从获得关注的角度来说,很多人从生病一开始就被忽略了。 

另一方面从可及的资源角度,也有很多群体被忽略。比如老人不会用手机,对电子产品的适应性不高,贫困群体获得的资讯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南都观察这次沙龙,做一些社会倡议,让更多人去关注到这些群体,特别重要。 

徐凯文:我补充一个现象和数据,17.5%也好,9.5%也好,实际上比高患病率更重要的,从帮助和治疗的角度来说,是绝大多数患者不寻求帮助、没有获得过专业帮助。这个数据是多少?真正寻求过专业帮助的只有8%,得到过专业帮助的只有4.9%。其中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污名化”是一大原因。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阶段,重要的是破除“污名化”。 我一直很欣赏宛平南路的传播,而且还去买了他们的T恤(编者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位于宛平南路600号,近年来推出一系列文创产品,网友也以“宛平南路600号是‘精神家园’”为梗自嘲)。大家心情不好、情绪低落,影响自己身心健康的时候,去寻求专业科学的帮助,不是一种耻辱。这会是一种改善,降低极端事件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包括工作效率。这方面的科普非常重要,观念的转变更为重要。 

疫情之后,北京的新阳光基金会,还有阿里基金会,我们一起开展了一个预期三年的项目,在武汉地区为一线医护人员、罹难者家属和心理障碍病人提供相关的服务。这个项目到现在两年多时间,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我们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但来寻求服务的很少。如果我们上门到社区送服务,效果会好一点,他们也会觉得这样的服务很有帮助。但是总的来说,在普通老百姓群体当中,寻求我们专业帮助的很少,这里面恐怕还是有很多观念的问题。 接下来说要的稍微复杂,但非常重要。我一直做关于心理创伤的研究,也做心理创伤的治疗。

在所有的心理创伤中,几乎所有受害者都会被同情和支持,但是有一类会被歧视,那就是性侵害的受害者。 治疗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性创伤的受害者会认为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人的一辈子就毁掉了。他们会被歧视、被认为不干净,觉得不会有人爱他们。而很大程度上,他们这样的判断并不完全错误,社会上确实存在对这个群体的不公正。我去年在北大带的最后一届硕士研究生,做的课题就是关于性侵的文化歧视。我们怎么看待被性侵这件事,对最后是否能够从这件事走出去,可能至关重要。 

大家可能知道《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林奕含,她曾经长期接受心理治疗,她转述精神科医生对她经历的判断,说她相当于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集中营和原子弹爆炸。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这可能是她没有办法走出去的原因,最后林奕含在书出版以后不久,大概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要去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尤其是我们这样14亿人口的大国,做咨询,精神科医生是做不过来的。我1997年当精神科医生时,全国有1万多名精神科医生,2010年我参加卫健委会议时,全国有2.1万精神科医生,准备五年后扩到4万名。五年以后真的做到了,但是我们去做调研时还是缺医少药,到县一级都找不到精神科医生。所以很多问题我们需要在文化、社会、教育上进行政策性的应对,这是更有效的。 

汶川地震后我跟踪了10个失独家庭十年,关注他们怎么从创伤中走出来。我发现最后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医疗、不是心理咨询,而是重建的政策和他们所在社区的社会支持。这是身边的支持、是长期的支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支持。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更宏观的视角和政策性的工作,才能够帮助到上千万上亿的人。

 

三   主持人: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视角,我们心理工作好像更多是在做个体的工作,但这不止是个人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它需要跟国家政策相关。一个医生、一个咨询师个人的角度,很难做太多的事情。我们怎么才能让更多人了解、寻求心理服务,尤其是相对脆弱的群体? 

姚玉红:心理工作确实不是万能的,它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工作。心理工作可能只能解决情绪郁闷或者做一些行动的尝试。但很多时候最适合农民工或者其他群体的并不一定是心理工作。 我们觉得开热线的好处,是热线会提供其他的帮助渠道,像心理热线手上会有一个电话号码簿,如果来电者需要找法律或社工援助,或者疫情政策部门,我们就给他提供相关号码。心理热线其实有一点“信息资源热线”的味道,有的时候会提供更多的求助路径,像现在,教育部有好几条热线免费对公众开放。

对于求助的人,我会鼓励他,其实你遇到这么多的事情,肯定会有心情的变化,遇到这么难的局面,肯定会有应激的反应。去平复他的心情和自我怀疑的情绪,鼓励他还有更多的方法,告诉他,他的诉求是合理的,提供一些相关渠道。虽然我们面对的更多还是整体的社会问题,但是心理工作在这一块是可以做一些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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