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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10期 出版日期 2011年03月14日 | 评论(0)
  
 

本刊视觉中心总监Paul来自英国。在为本期封面报道“干细胞黑市”做美术设计时,他不能理解:干细胞移植治疗糖尿病尚在人体试验阶段,何以能在中国各地医院遍地开花,形成供需两旺、利润丰厚的临床治疗市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病人去接受治疗?他们会得到很多的钱吗?”他问。

我们告诉他,病人不但不能得到很多钱,相反自己要花很多钱,而且疗效无法保证,风险难以预期——这下,Paul更加大惑不解了——在他的理解中,临床研究是不向受试者收费,而且还要给予受试者补贴的。

那么,中国何至于此?我们给出的解释是:患者和家属的非理性、医院的逐利冲动、监管部门的失职。

患者和家属非理性,在健康知识贫乏、医患信息不对称,以及中国特有的亲情伦理之下,在所难免;医院的逐利冲动来自经济人理性,本来就需要约束,其中亦有制度原因;决定性的因素在于监管的缺失。本应承担监管责任的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管部门、军队卫生管理部门,职责和权限纠缠不清,遇事互相推诿,客观上鼓励了中国诸多医院“大胆尝试”“大干快上”,使得中国成为“干细胞治疗最乱的国家”。

当然,医学界也有声音说,“干细胞研究需要宽容的环境”;“医学领域的任何一次进步都伴随着风险”——的确如此。但监管部门的职责,正是在鼓励探索的同时,把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而非放任风险的发生。

这个结论,并非仅限于干细胞治疗,对几乎所有新疗法、新技术,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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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进

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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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过》作者,“渡过”公号创办人,财新《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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