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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新叙】之八:太行山里的北京

翻看扑满尘灰的采访本,一张照片掉了出来。画面上是一个少女,向着镜头羞涩地微笑。拍摄时间应该是正午,阳光灿烂;背景是郁郁葱葱的山峦。

她是谁?看了一眼采访本,记忆瞬间复活了。一段往事像过电影一样,丝丝缕缕衍展开来。

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突然觉得这段往事很有意思,遗憾当时的笔记竟如此简略。也许那时我还年轻,尚不能理解这个故事的全部内涵,而只在有了一定阅历后,才能发现其中蕴含的惆怅与伤感、寂寞和衰败;也许,还有美丽。

 

    (一)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曾到天津铁厂采访,研究工农关系问题。

天津铁厂并不在天津,在河北涉县。这是一个由天津市管辖的三线企业,始建于1969年8月5日,代号6985,后称天津铁厂。

天津铁厂离北京直线距离不远,但去一趟并不容易。先坐火车到邯郸,然后从邯郸坐汽车到涉县(印象中的涉县破落冷清,不知现在怎么样了),再从涉县换汽车进山。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停下,下车,走下公路,沿一条小路进山谷,再步行两个小时,天津铁厂就到了。

天津铁厂没有厂门,厂区呈狭长型,散布在一个山谷里。我进厂时,天色已晚,就自行到厂招待所住下。

我的房间在半山腰,从窗口可以俯瞰大半个厂区,夜色中灯火通明。厂区之外则一片死寂。我想从天上一定很容易发现这个藏在太行山里的三线企业。

 第二天上午,我去党委宣传部联系采访。宣传部长见天上掉下一个记者,满腹狐疑,拿着我的记者证研究了半天,才决定接待采访。部长姓李,50多岁,戴一副黑框眼镜,穿着的确良衬衫,书卷气浓厚。他是我记者生涯中见过的最儒雅的宣传部长。

 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宣传干事,姓刘,和我岁数差不多,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后来几天,他一直陪我采访。他是贵州凯里人。我问他怎么会离乡背井,到这个偏僻的所在?他说被“天津”两个字骗了,“哪知道会在太行山呢?”他流露出一副悔不当初的神情。

上午采访结束,我回招待所休息。一进门,服务员告诉我有人找。是一对母女,妈妈40多岁,女儿七八岁。交谈中,发现母女俩是一口纯正的北京口音。一问得知,妈妈果然是土生土长北京人,当年插队来此,结婚生女,未能返城,后被天津铁厂招工。今天听说北京来了个记者,就来看看我。

下午继续采访。傍晚回到招待所,小姑娘又在等我。她奉妈妈之命,叫我去吃饭。

小姑娘很伶俐,在前面一溜小跑。她穿一件白色连衣裙,一双白色的塑料凉鞋,干净利落,完全不像山里的小孩。我问她:“你为什么讲北京话?”她忽闪着眼睛很认真地对我说:“因为我是北京人嘛。”

 

(二)

 小姑娘的家在一个山洼里,门牌号码上却有“河东区”字样。这里虽远在涉县,行政上却归属天津市河东区。居民的户口也在天津。

 可以这么理解吧:天津铁厂是天津在河北涉县的一块飞地。正因为此,铁厂在附近颇具吸引力,尽管在山区,当地人还是争相来就业。

小姑娘家条件不错,是一个小小的院子,有三间平房。收拾得相当干净、整洁,养了好多花,一看便知这家的女主人勤快能干。

进了家门,屋里两个姑娘同时站了起来。才知道这家有三个女儿。老大19岁,刚考完大学;老二17,读高一;老三小学二年级。母女四人,一色的北京口音。

她家的陈设,也和北京相似。女主人说,她对北京的变化熟悉了解,“能跟得上。”到了她家,感觉就像到了北京,甚至比很多北京人家庭更北京。

 当时恍惚一个感觉:天津铁厂是天津在涉县的一块飞地,而她们家,就好比是北京在天津铁厂的一块飞地。

这家的父亲是当地人,一副老实人模样。因为饭桌小,吃饭的时候他没上桌,也不怎么参与谈话。吃完饭,他就称有事出去了。女主人也没管他。

晚饭后回到招待所,宣传干事小刘在等我。他是单身汉,下班后无地可去,我来采访,他好像多了个伴。他问我去哪了?我说有一家人请我吃饭,那家有三个女儿。

我刚说到这,他就明白过来:“是‘小北京’!”

 

 (三)

 听小刘讲才知道,这家人在厂里名气很大。一方面因为家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一方面因为她们在厂里就代表着北京。至少,大家能在她们家听到纯正的北京话;男人们能在闲谈中知道些北京的新鲜事,女人们能从母女四个的衣着上提高一些审美档次。大家私底下把她们家称为“小北京”。

 往后几天,不仅小刘,还有他的一些狐朋狗友(多是外地大学生),也经常来找我玩。而小姑娘又天天奉母命来叫我去吃饭。于是小刘等也厚着脸皮去蹭饭,一时间她家格外热闹。这些年轻人,平常总对她们家探头探脑,无奈没有机会接近。

这应该是女主人一天中难得开心的时刻。她端坐在椅子上,像家里的女王,看着儿臣们奔忙、吵闹,争相表现。她的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但又总有淡淡的落寞和倦怠的神情。

多年之后,我对她多了一层理解。我想她时刻思念着北京,一刻不曾忘记自己是北京人,而又不能回去,不甘、无奈,只能在自己的领地里,营造出一个小小的北京。这么多年来,她按照她心目中北京的样式,养育三个女儿,顽固地坚持让全家人说北京话,就是以这个力所能及的方式,表达她对命运的不服与反抗。

不知道三个女儿能否理解自己的妈妈?她们如何看待自己家的与众不同?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那时我人生阅历尚浅,没有能力与她们进行这样复杂的谈话。

这三个女儿,各有个性。老大19岁左右,正值青春妙龄有所思的阶段,始终和我保持距离,没有单独说过一句话。不过,每次我到她家,她始终都在,很少参与说话,偶尔飞快地瞥我一眼。姐妹们谈话一涉及她,就左顾右盼,脸上泛出红晕,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老二17岁左右,在三姐妹中最活跃,最有个性,也最像她们的妈妈。她和我说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比如,她小时候的故事;她对北京的印象(去过一次北京);她的学校、老师和同学,等等。我感觉,17岁的她,已经大致明白了自己的身世,向往山外的世界。她有较强的失落感,又有明显的优越感和少女特有的高傲。她是一个自视甚高、又很清高的女孩。

在她们家吃过好几顿饭,总得有所报答,我想到给二姑娘辅导作文。她妈妈很高兴,腾出一个房间,不让人打扰。后来几天,我多次给老二讲作文,然后理直气壮地留下吃饭。她的作文不好,我尽心尽力教她不少,但她显然对外面的大千世界更感兴趣,尤其对记者这个职业感兴趣。其实那个时候,我经历尚浅,但也信马由缰胡吹一通,引起她无限遐思。

她曾详细询问我,怎么才能当记者?我乘机把她妈妈的话再说一遍:“那你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啊,考上人大新闻系就能当记者。”她听了,叹了口气,黯然神伤。

在我辅导二姑娘的时候,最着急的是老三。因妈妈不允许她打扰,她只能假装送水,不时进屋看看。她瘦弱得惹人爱怜,和我最亲热,整天缠着我,跟着我去这去那,还拽着我的胳膊打秋千。她妈妈、姐姐们要找我,都派她当信使。

这个家庭,给我的采访生活增添了一抹色彩。我16岁离家读大学,至那时也10多年了,在她们家,我体会到一种叫做温情的东西。

 本来采访三四天即可结束,我放慢速度,拖了一两天;而后,对报社说,稿子最好在当地写,以便补充采访;又拖了两天,稿子写完,传回报社,总编说不错,择日见报。这下再也没有理由拖下去了。我决定回京。

  (四)

 临行前一天,宣传部部长对我说,晚上他要代表党委宣传部请我吃饭,给我送行。

 我为难地告诉他,早两天三姐妹家就说好,要请我吃送别饭。

 那怎么办?小刘建议,干脆合二为一,再把其他几个大学生也叫来,一起热闹热闹。就是说,部长出公款,大家买菜,到三姐妹家去做。

部长点头应允,那几个大学生好像一下子得了圣旨,打了鸡血似地忙乎开来。三姐妹也很高兴,年轻人谁不爱热闹呢?

这天下班后,大家早早聚到三姐妹家。人太多,干脆把饭桌搬到小院子里。因为有这么多年轻人忙碌,杀鸡的杀鸡、切肉的切肉,三姐妹的妈妈得闲,坐在院子里和部长闲聊。

他们应该是老相识,我听见他们在聊很多关于孩子的事,单位过去怎么样,将来怎么样,会不会搬迁,等等。部长不住地夸三姐妹漂亮、懂事、听话,三姐妹的妈妈习惯性地客气,同时发愁她们的出路。部长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就是想让她们都出去,最好都嫁到北京!……”

 晚饭时喝了很多啤酒。三姐妹像美丽的孔雀;几个大学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争相表现,面红耳赤;部长宽容地笑笑;三姐妹的妈妈似喜非喜,似忧非忧,总有那么淡淡的哀怨和倦怠。

席间,这位忧虑的妈妈把我拉到一边,嘱托我说:大姑娘成绩不好,恐怕出不去了;老三还小;二姑娘还有希望,假如将来能考到北京,希望我能照应……我二话不说答应下来。

散席前,二姑娘悄悄送我一张照片:她站在一个山谷间,对着镜头羞涩地微笑。这张照片我一直夹在采访本里。

 第二天一早,我就动身回京。很多人,包括三姐妹一家都来送我。宣传部长给了我很高评价:“从来没见过一个记者像你这样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

 出厂区后,三姐妹说,要送我上公路。妈妈点头应允,于是四人沿着我来时的小路出山。我空着手,我的一个挎包被大姑娘和二姑娘分别拎着两边。老三不甘落后,拽着一个角,表示她也出了力。

和她们告别时,我怅然若失了很久。可是回到北京,忙于新的采访,渐渐就淡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联系过她们。

屈指一算,三个女孩早已成人。连老三也应该过了30岁。不知她们命运如何?但愿她们考上了大学,最好是到北京读书。这对她们的妈妈会是最好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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