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扑满尘灰的采访本，一张照片掉了出来。画面上是一个少女，向着镜头羞涩地微笑。拍摄时间应该是正午，阳光灿烂；背景是郁郁葱葱的山峦。

她是谁？看了一眼采访本，记忆瞬间复活了。一段往事像过电影一样，丝丝缕缕衍展开来。

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突然觉得这段往事很有意思，遗憾当时的笔记竟如此简略。也许那时我还年轻，尚不能理解这个故事的全部内涵，而只在有了一定阅历后，才能发现其中蕴含的惆怅与伤感、寂寞和衰败；也许，还有美丽。

    （一）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曾到天津铁厂采访，研究工农关系问题。

天津铁厂并不在天津，在河北涉县。这是一个由天津市管辖的三线企业，始建于1969年8月5日，代号6985，后称天津铁厂。

天津铁厂离北京直线距离不远，但去一趟并不容易。先坐火车到邯郸，然后从邯郸坐汽车到涉县（印象中的涉县破落冷清，不知现在怎么样了），再从涉县换汽车进山。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停下，下车，走下公路，沿一条小路进山谷，再步行两个小时，天津铁厂就到了。

天津铁厂没有厂门，厂区呈狭长型，散布在一个山谷里。我进厂时，天色已晚，就自行到厂招待所住下。

我的房间在半山腰，从窗口可以俯瞰大半个厂区，夜色中灯火通明。厂区之外则一片死寂。我想从天上一定很容易发现这个藏在太行山里的三线企业。

 第二天上午，我去党委宣传部联系采访。宣传部长见天上掉下一个记者，满腹狐疑，拿着我的记者证研究了半天，才决定接待采访。部长姓李，50多岁，戴一副黑框眼镜，穿着的确良衬衫，书卷气浓厚。他是我记者生涯中见过的最儒雅的宣传部长。

 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宣传干事，姓刘，和我岁数差不多，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后来几天，他一直陪我采访。他是贵州凯里人。我问他怎么会离乡背井，到这个偏僻的所在？他说被“天津”两个字骗了，“哪知道会在太行山呢？”他流露出一副悔不当初的神情。

上午采访结束，我回招待所休息。一进门，服务员告诉我有人找。是一对母女，妈妈40多岁，女儿七八岁。交谈中，发现母女俩是一口纯正的北京口音。一问得知，妈妈果然是土生土长北京人，当年插队来此，结婚生女，未能返城，后被天津铁厂招工。今天听说北京来了个记者，就来看看我。

下午继续采访。傍晚回到招待所，小姑娘又在等我。她奉妈妈之命，叫我去吃饭。

小姑娘很伶俐，在前面一溜小跑。她穿一件白色连衣裙，一双白色的塑料凉鞋，干净利落，完全不像山里的小孩。我问她：“你为什么讲北京话？”她忽闪着眼睛很认真地对我说：“因为我是北京人嘛。”

（二）

 小姑娘的家在一个山洼里，门牌号码上却有“河东区”字样。这里虽远在涉县，行政上却归属天津市河东区。居民的户口也在天津。

 可以这么理解吧：天津铁厂是天津在河北涉县的一块飞地。正因为此，铁厂在附近颇具吸引力，尽管在山区，当地人还是争相来就业。

小姑娘家条件不错，是一个小小的院子，有三间平房。收拾得相当干净、整洁，养了好多花，一看便知这家的女主人勤快能干。

进了家门，屋里两个姑娘同时站了起来。才知道这家有三个女儿。老大19岁，刚考完大学；老二17，读高一；老三小学二年级。母女四人，一色的北京口音。

她家的陈设，也和北京相似。女主人说，她对北京的变化熟悉了解，“能跟得上。”到了她家，感觉就像到了北京，甚至比很多北京人家庭更北京。

 当时恍惚一个感觉：天津铁厂是天津在涉县的一块飞地，而她们家，就好比是北京在天津铁厂的一块飞地。

这家的父亲是当地人，一副老实人模样。因为饭桌小，吃饭的时候他没上桌，也不怎么参与谈话。吃完饭，他就称有事出去了。女主人也没管他。

晚饭后回到招待所，宣传干事小刘在等我。他是单身汉，下班后无地可去，我来采访，他好像多了个伴。他问我去哪了？我说有一家人请我吃饭，那家有三个女儿。

我刚说到这，他就明白过来：“是‘小北京’！”

 （三）

 听小刘讲才知道，这家人在厂里名气很大。一方面因为家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一方面因为她们在厂里就代表着北京。至少，大家能在她们家听到纯正的北京话；男人们能在闲谈中知道些北京的新鲜事，女人们能从母女四个的衣着上提高一些审美档次。大家私底下把她们家称为“小北京”。

 往后几天，不仅小刘，还有他的一些狐朋狗友（多是外地大学生），也经常来找我玩。而小姑娘又天天奉母命来叫我去吃饭。于是小刘等也厚着脸皮去蹭饭，一时间她家格外热闹。这些年轻人，平常总对她们家探头探脑，无奈没有机会接近。

这应该是女主人一天中难得开心的时刻。她端坐在椅子上，像家里的女王，看着儿臣们奔忙、吵闹，争相表现。她的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但又总有淡淡的落寞和倦怠的神情。

多年之后，我对她多了一层理解。我想她时刻思念着北京，一刻不曾忘记自己是北京人，而又不能回去，不甘、无奈，只能在自己的领地里，营造出一个小小的北京。这么多年来，她按照她心目中北京的样式，养育三个女儿，顽固地坚持让全家人说北京话，就是以这个力所能及的方式，表达她对命运的不服与反抗。

不知道三个女儿能否理解自己的妈妈？她们如何看待自己家的与众不同？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那时我人生阅历尚浅，没有能力与她们进行这样复杂的谈话。

这三个女儿，各有个性。老大19岁左右，正值青春妙龄有所思的阶段，始终和我保持距离，没有单独说过一句话。不过，每次我到她家，她始终都在，很少参与说话，偶尔飞快地瞥我一眼。姐妹们谈话一涉及她，就左顾右盼，脸上泛出红晕，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老二17岁左右，在三姐妹中最活跃，最有个性，也最像她们的妈妈。她和我说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比如，她小时候的故事；她对北京的印象（去过一次北京）；她的学校、老师和同学，等等。我感觉，17岁的她，已经大致明白了自己的身世，向往山外的世界。她有较强的失落感，又有明显的优越感和少女特有的高傲。她是一个自视甚高、又很清高的女孩。

在她们家吃过好几顿饭，总得有所报答，我想到给二姑娘辅导作文。她妈妈很高兴，腾出一个房间，不让人打扰。后来几天，我多次给老二讲作文，然后理直气壮地留下吃饭。她的作文不好，我尽心尽力教她不少，但她显然对外面的大千世界更感兴趣，尤其对记者这个职业感兴趣。其实那个时候，我经历尚浅，但也信马由缰胡吹一通，引起她无限遐思。

她曾详细询问我，怎么才能当记者？我乘机把她妈妈的话再说一遍：“那你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啊，考上人大新闻系就能当记者。”她听了，叹了口气，黯然神伤。

在我辅导二姑娘的时候，最着急的是老三。因妈妈不允许她打扰，她只能假装送水，不时进屋看看。她瘦弱得惹人爱怜，和我最亲热，整天缠着我，跟着我去这去那，还拽着我的胳膊打秋千。她妈妈、姐姐们要找我，都派她当信使。

这个家庭，给我的采访生活增添了一抹色彩。我16岁离家读大学，至那时也10多年了，在她们家，我体会到一种叫做温情的东西。

 本来采访三四天即可结束，我放慢速度，拖了一两天；而后，对报社说，稿子最好在当地写，以便补充采访；又拖了两天，稿子写完，传回报社，总编说不错，择日见报。这下再也没有理由拖下去了。我决定回京。

  （四）

 临行前一天，宣传部部长对我说，晚上他要代表党委宣传部请我吃饭，给我送行。

 我为难地告诉他，早两天三姐妹家就说好，要请我吃送别饭。

 那怎么办？小刘建议，干脆合二为一，再把其他几个大学生也叫来，一起热闹热闹。就是说，部长出公款，大家买菜，到三姐妹家去做。

部长点头应允，那几个大学生好像一下子得了圣旨，打了鸡血似地忙乎开来。三姐妹也很高兴，年轻人谁不爱热闹呢？

这天下班后，大家早早聚到三姐妹家。人太多，干脆把饭桌搬到小院子里。因为有这么多年轻人忙碌，杀鸡的杀鸡、切肉的切肉，三姐妹的妈妈得闲，坐在院子里和部长闲聊。

他们应该是老相识，我听见他们在聊很多关于孩子的事，单位过去怎么样，将来怎么样，会不会搬迁，等等。部长不住地夸三姐妹漂亮、懂事、听话，三姐妹的妈妈习惯性地客气，同时发愁她们的出路。部长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就是想让她们都出去，最好都嫁到北京！……”

 晚饭时喝了很多啤酒。三姐妹像美丽的孔雀；几个大学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争相表现，面红耳赤；部长宽容地笑笑；三姐妹的妈妈似喜非喜，似忧非忧，总有那么淡淡的哀怨和倦怠。

席间，这位忧虑的妈妈把我拉到一边，嘱托我说：大姑娘成绩不好，恐怕出不去了；老三还小；二姑娘还有希望，假如将来能考到北京，希望我能照应……我二话不说答应下来。

散席前，二姑娘悄悄送我一张照片：她站在一个山谷间，对着镜头羞涩地微笑。这张照片我一直夹在采访本里。

 第二天一早，我就动身回京。很多人，包括三姐妹一家都来送我。宣传部长给了我很高评价：“从来没见过一个记者像你这样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

 出厂区后，三姐妹说，要送我上公路。妈妈点头应允，于是四人沿着我来时的小路出山。我空着手，我的一个挎包被大姑娘和二姑娘分别拎着两边。老三不甘落后，拽着一个角，表示她也出了力。

和她们告别时，我怅然若失了很久。可是回到北京，忙于新的采访，渐渐就淡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联系过她们。

屈指一算，三个女孩早已成人。连老三也应该过了30岁。不知她们命运如何？但愿她们考上了大学，最好是到北京读书。这对她们的妈妈会是最好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