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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在,心不死”

此次第五届财新峰会上,我受命主持“土地改革”一节的讨论。为了当好主持人,我请我们的跑口记者汪苏辅导我。

她先费心费力给我讲解了土地改革领域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有些不耐烦,说:“咱们不谈原理,直接谈操作。谈现在改革到底卡在哪里,应该怎么办?”她说:“不把基础问题谈清楚,没法谈技术啊。”我说:“难道到今天了,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了,还需要谈这些基本原理?”她瞪大眼睛说:“就是啊!现在就是这些基本原理还没有共识啊!”

汪苏的看法,在参加这一节讨论的嘉宾郑振源老先生那里得到了验证。他告诉我,从1950年起,他就在土地口工作,目睹了中国土地改革的变迁。他认为,土地口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至今都还不能确定土地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他举例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强调土地改革中,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但有关部门的人士却说,“不能夸大市场力量”;《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不少人却提出,“开发权是国家的,不是农民的私权,不能过于强调私权利”;《决定》提出,要放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有关部门一直强调“必须符合规划和用途管”的前置条件,却不谈如何改革这套计划式的规划体系。  

郑振源认为,诸如此类的观点分歧、思想障碍,使得土地制度改革改不下去、改不成。他参加此次讨论,就是要呼吁清除土地改革的思想障碍、观念障碍。

郑老先生1928年生,今年86岁,可是思路清楚,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为了参加此次讨论,他专门做了ppt;会议结束后,他还站在会场外,和一批批记者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让我心生崇敬。

几个小时后,在峰会的晚宴上,周其仁做了题为“大国改革的穿透问题”的演讲。他一如往常地立论高远,我注意到,他在论证时还举了土地改革的例子 。

他是从“改革如何穿透大国”立论的。他说,“穿透力首先需要改革目标清晰、简单”,这个目标就是“市场、民主、法治”。但是,在中国,形成共识不容易,要贯彻形成的共识和做出的决定更难。要适当减少对于改革决定和改革目标的各种各样的解读,因为有些解读会加进很多部门观念和利益,“把原来很正确、清楚、明白的决定,变成一个带有混杂信息的含糊的东西,这就和原来的不一样了。”

他举例说:中央深改领导小组通过的土地改革方案,是三条底线,同时鼓励地方更加多样的探索、实践和创造。但是,在有些解读当中,只剩底线,鼓励多方面创造的意思没有了,“如果把底线变成一个封闭的圈,只能在这个圈里行动,这个改革就很难完成它本来应该完成的使命。”

周其仁还说,中央一些正确的决定,写得很清楚,老百姓都看得懂,不需要解读;即使要解读,也应该用基层百姓自发的实践来解读。

在土地改革领域,周其仁和郑振源的判断是可以相互验证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和混乱?症结在哪里?时间所限,土改那一节的讨论和周其仁的讲演都未及展开,只能留待将来继续讨论了。

周其仁在讲演结束时,说了一番话,沉郁顿挫,让我非常感慨。

他说,重要的不是解读,是行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努力放进去。也许有人问,这有用吗?这不好说。不过,“万一有用呢?”

我在朋友圈把这几句直播出去后,远在哈佛的刘守英看到了。他立刻在我的页面下留言:

“在这边听到这句话更五味杂陈!老周可贵在不死心。”■

图:郑老先生在演讲。(摄影: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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