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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新叙】之九:王平村矿的死亡

 

整理旧作,翻到去秋和两位旧友重返王平村时拍的照片。王平村是京西的一个煤矿,1991年至1992年我们曾经在这里下放。那时有一个规定:凡直接从学校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都要下基层补课。于是,我和工人日报8位同事,来到京西王平村煤矿,当了一年矿工。

20多年后重返故地,才知王平村矿早已停产。我们曾经劳作的地方,已是断壁残垣。山河宛在,静默无语;今兹故人,亦非盛颜。回京路上,感时抚事,想把当年的往事留一个记录,但一直拖到今天才交账。

 

(一)

王平村在京西崇山峻岭中,古时是京西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去往河北、山西、内蒙古的商旅都在此歇脚。京西自古多煤,辽金时就有人在这里采掘,大规模开采则是在1958年北京矿务局设立后。王平村矿曾是北京矿务局八大煤矿之一。

我们刚来时,王平村矿还很热闹。站在最高的山头,看到山脚下有一条被煤灰染得黑亮的河流,像束在群山间的腰带蜿蜒流动。办公楼、宿舍、食堂、生活区等建在半山腰;矿井则在山里面。

矿区有一条铁路,一个车站。这恐怕是全中国最小的车站,只有一间平房,没有售票处,没有候车室,连栏杆都没有。黑色的铁轨铺在枕木上,在两山的夹缝间延伸,前后不见尽头。后来得知,这条铁路叫京门铁路,是1906年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的辅线,铁路建成后被废弃,上个世纪50年代后重新启用,用于几个煤矿之间的运输。

在这条铁路上行驶的,是一趟在火车时刻表上查不到的火车。车开得奇慢,逢站必停;车窗永远是开着的,座椅是硬板,坐着一个个奇形怪状的人;售票处不卖票,上车后也经常见不到卖票的列车员。因此我们从北京来来往往经常不打票。

在王平村矿一年,最让我怀念的就是这条铁路,因为它把山外的世界联系起来。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我就想,只要沿着铁轨往前走,就一定能走出去。但并没有尝试过。

尽管生活艰苦,日子久了,还是会对一个地方产生感情。有一次,我从北京乘车回矿,车快进站慢慢滑行时,我看到山下的球场上,下放队的两个小伙伴穿着深蓝色的矿工服在打羽毛球。一瞬间,一股亲切感油然而生。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原本和我一点点关系也没有的地方,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长短还是深浅。

 

(二)

在到王平村矿之前,我作为工人日报记者,曾在山西大同、江苏徐州下过矿。不过,那只能算参观,并没到真正的矿井。我们在王平村矿第一次下井时,用当今时髦的网络语言说,“小伙伴们都被惊呆了。”

王平村矿是百年老矿,年久失修。地质条件不好,煤层薄,且是鸡窝煤(指煤层东一块西一块,不成片)。因此,王平村矿的掌子面非常逼仄,只有1米多高,人根本直不起腰来;坡度又陡,经常呈30度到40度角。我第一次到掌子面,站都站不住,更别说干活了。

王平村矿的基本建制单位是段,最重要的是采煤段和岩石段。采煤段是挖煤的,岩石段是打巷道的。我的工种是岩石段的做柱工。所谓“做柱”,是指把巷道掘开后,用木柱把巷壁撑住,以防倒塌。

要做柱,先得运木头。用来做柱的木头很粗,很结实,不然不受力。矿工们运木头的方法是我不曾想到的。如果是短粗木头,他就把胯尽力向右扭,右手挟着木头,木头的另一端斜搁在胯骨上,左手撑着地面向前爬;如果是细长一些的木头,他就把粗的一端搁在肩膀上,细的一端搁在前面,两手撑地,全身匍匐;肩膀一耸,腿一蹬,一步步把木头顶上去。

第一次在幽暗的矿灯下,看着矿工如此爬行着劳作,我感到极大的震撼。我想:这是北京吗?这是矿工嘛?这比农奴还农奴啊!

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是没法干活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在井下坐着。工人们会轻蔑地瞥我一眼说:“就你那小身板,一边歇着去吧!别磕着碰着就行了。”

井下的时间和地面不一样,特别漫长。长时间呆在井下,眼睛不适应光亮。记得第一次下班出矿井,见到阳光的瞬间,我紧紧闭住眼睛,双泪横流。不知道是因为被灿烂的阳光刺痛,还是因为内心的激荡。

矿山有一个规矩:女人不能下井。我们下放队的几个女孩,在地面工作。她们的岗位是电话班和矿灯房。电话班主要任务是接线,把井下的电话接到地面各个科室。一个女孩告诉我们,她们经常接到井下工人的骚扰电话。问:“你要接哪里?”对方油里油气地回答:“不接哪里,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听她这么说,我仿佛看见,一个工人在紧张的劳作后,坐在黑暗中,倚靠着矿壁,伸直腿,闭着眼睛,惬意地和电话班女工们调侃着。这是他们在井下唯一的娱乐和安慰。我对同伴说:“这就是你们工作的价值。”

矿灯房女工的任务是维修和发放矿灯。我记得矿党委书记来看望我们时,对几个女孩说:“姑娘们,你们一定要把矿灯维修好,擦得亮亮的。到了井下,这矿灯就不是灯,是矿工的命啊!”——我至今觉得他这句话说得非常有水平。

 

(三)

1991年接近年底的一天,下午4点多钟,我正在篮球场上打羽毛球。突然,看到好多人都朝井口跑。“出事了!”听得人这么说,我也跟着跑到井口,得知井下冒顶,埋了一个人。

一打听,这个被埋的矿工,和我住同一层楼,经常在楼道碰见,只是没说过话。他是河北宣化人,这天中午,他的媳妇从老家来探亲,夫妻俩刚见面,没说几句话,他就下井了。说好早点下班,谁知一去不回。

后来得知,他死于严重违章的二次进塘。所谓“塘”,是指采煤作业面。在井下,一个矿工选定一个塘,钻眼放炮采煤。一个塘,只能放一炮;放了一炮后,煤壁松了,再放第二炮就可能坍塌。所以,在煤矿,“不能二次进塘”是铁令。

大家推测,这位矿工可能是想早点完成工作量,好下班见媳妇,所以冒险二次进塘,丢了性命。大家说他媳妇:“这哪是来探亲,是来催命啊。”

井下冒顶的消息迅即传到地面,营救随之开始。在人挖出来之前,矿上派了几个女工把他媳妇看住,只说矿上开展劳动竞赛,他要加班。

第二天一早,人终于被挖了出来。那天,我轮休,不用上班,早早到矿口看热闹。突然,矿门大开,四个膀大腰圆的救护队员,脸色铁青,抬着一个担架出来。一块白布把担架遮得严严实实。矿上有一个惯例:如果被抬出来的人露着头,就还有救;如果被白布都盖住,就说明死透了。

一瞬间,守在井口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片哀嚎,哭声震天。身处其间,我不能不动容,陪着流下泪水。我由此明白了什么叫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四)

再往后一个月,矿上一直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缓不过来。

那一年,北京矿务局分配给王平村矿的死亡指标是百万吨三人。王平村矿的产量正好是100万吨,因此一年只准死三人。一超指标,全矿的奖金都没了。离年底时间已经不多,矿上把安全当成头等大事,处处念叨着“不能再死人”。

井下有各种各样死法。被冒顶砸死、被透水淹死、被瓦斯熏死、被着火烧死,等等,都比较平常。从矿工们嘴里,我听说了一些不平常的死法。

有被水枪射死的。井下采煤,大多是炮采,有少部分是水采,即用水枪冲击煤壁采煤。这水枪力量极大,碗口粗的木柱上被水柱射到,立刻拦腰折断。万一水枪失控,射到人,这人可绝对不如木柱结实。

有被石头砸死的。据说,一个矿工,在一个采空区探头探脑往上看,就在那一瞬间,从斜上方飞来一块小石头,不偏不倚,正中他脑袋,立刻倒地不起。

有从罐笼里掉下去摔死的。据说,有一个工人,在乘罐笼时打闹,而罐笼是敞着的,围栏又不结实,一不小心掉出去,直落到400多米深的井底,摔成肉泥。给我说这个事的矿工双手比划着说:“摔成一摊,用铁锹一锹就铲出来了。”——非身临其境,哪能想出这么鲜活的描述!

有在井下迷路迷死的。还是据说,一个工人当班时,说了一声“去拉屎”,从此一去不回。几个月后,他的尸体在很远一个废弃的巷道被找到,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说他“被鬼迷住了”。

平心而论,没有煤矿不重视安全的。矿上有“大宪章”,指国家的安全规定;也有“小宪章”,指自己的土规定。比如,“不许在采空区张望”、“不准在乘罐笼时打闹”、“不准在井下拉屎”等等。——别好笑,这每一条都是用命换来的!

 

(五)

1992年夏天,在离开王平村矿之前,隔壁的大台煤矿,也出了一起特大安全事故:井下着火,烧死了16名矿工。

大台矿的煤比王平村的质量好,火力旺,大火烧了3天3夜才熄灭。据当地人说,地面被烧得冒热气,许多树木都被烫死了。

当时,为了怕矿工家属来闹事,大台矿封锁了铁路,列车到站不停车。好在我对那一带的地理已相当熟悉,沿着当地人采药的小路,翻过一座山,进了大台矿。

我在大台矿呆了大半天。已经记不清这半天都干了什么,只记得一个场景,历久弥新,永远难忘。

那天,瓢泼大雨。我来到井口,看到许多人,也不打伞,不说话,如泥雕木塑,任凭雨水在身上冲刷流淌。那种绝望、悲恸、无助,心如死灰,整个一副末日景象。

这是王平村矿一年下放生涯留给我的最后影像。

 昔日生活的地方,已是断壁残垣。

 矿区的铁路,连接了山外的世界。

 昔日的小伙伴,走在当年的路轨上。

 当年熙熙攘攘的连接矿区和生活区的铁桥,已经空无一人。

远处是洗煤厂的皮带走廊。

当年的矿工俱乐部,“以煤为怀”四个字,还很清晰。

火车停靠运煤的地方,已经长了蒿草。

火车不在了,煤粉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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