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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开始了”——《财新周刊》出世的夜思

(一)

夜不能寐。把“舒立观察”《未来从现在开始》,读了一遍又一遍。

请允许我当一次“文抄公”,把最触动我的话摘引一下吧:

“政治多少兴废,经济多少起落,社会多少沉浮,中外多少风云,在每周出版的200多期杂志中,一一呈现;板块碰撞,时事沧桑,大格局,小故事,周刊一直在报道,留下了对这个时代的一份精准记录。”

“我们理解的新闻重要性,植根于中国现实。我们关注的中国国情,正是这个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转轨,以及转轨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变迁。”

“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从无到有,从收缩到扩展,正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板块运动,在横断面造就新闻富矿。”

“新闻媒体本身,也不是在政府与社会之外静观的第三者,而是政府-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没有社会扩张的阶段,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市场化媒体。新闻媒体既是政府-社会关系变迁的产物,又是变迁的放大器,其命运起伏又因此再次被放大。在这个正反馈的循环中,选择何处安身何以立命,最终界定新闻媒体的使命,也检验新闻工作者的成色。” 

“上一个十年,经济狂飙,而政治维稳为先;从2013年开始并将延续到可见未来的这一段,则是经济维稳,为政治突破创造条件。这个突破以反腐为先导,试图建立有效率的、清廉的、更强有力的政府,再重定义其与市场、社会的关系。现在才走到第一步。”

“经济增速是7.5%还是7%还是6.5%,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个水平下的债务挑战可以从容应对。这个过程无从预知,必然还是一连串的应激反应,波动将陆续有来,但政经角色易位的新格局不会变。这就是新常态。”

 

(二)

当这篇“舒立观察”发表的时候,我们已经告别了陪伴了我们五年的《新世纪周刊》,更名为《财新周刊》。

这不是简单的更名。这意味着我们在经历了艰难困苦的5年后,走上了既定的道路。由此,《财新周刊》、《财新网》、财新移动客户端,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相互补充的价值环。“子曰,必也正名乎!名正则言顺。”

过去的五年,筚路蓝缕,艰难困苦。尽管离成功尚远,但五年的时间,我们明确了方向,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心态,凝聚了队伍。这恐怕是比成功更重要的。

今天,《财新周刊》的更名,就是对过去五年的注目礼,也是再出发的奠基礼。

 

(三)

这一切,当在历史的跨度中,再作思量。

如果从《财经》杂志创刊算起,财新团队已有17年历史。其中的15年,也是我个人的成长史。

今天,这篇“舒立观察”的思想,已经是财新人的共识。但形成这个共识,诸多不易。于我而言,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我至今难忘在2000年,初次接受胡舒立言传身教时的惊骇和震撼。

今日回忆并概括,大约有以下几点——“独立、独家、独到”;“更多一点事实”;“说出全部的真相”;“新闻的本质是负面的”;“永恒的批判性思考”; “事实决定立场,立场决定判断,判断决定方向”;“新闻与经营分开,报道与评论分开”;“没有重大性,独家新闻就没有意义”……

当时,我从工人日报初到《财经》,新闻观、价值观、认识框架、思想体系,甚至语言体系,都经历了一个重建的过程。

我的第一个岗位是校对(我在工人日报可是跻身领导层的编委),第二个岗位是画版,其后编专栏;慢慢地,编小稿子、中稿子、大稿子,编封面报道;再往后,当主管、副主编、常务副主编……其间辗转反侧,如鱼饮水,甘苦自知,不足一一道也。

 

(四)

行文至此,想起了汪丁丁。

那时,我负责他的专栏“边缘”。每一期,我都要为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适合他的新闻素材,编发他写的才情洋溢的思想随笔。数年间,丁丁的渊博、通达和悲悯,不知不觉影响了我很多。

至今记得丁丁在《与民间社会一起生长》中的几句话:

“《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她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她相信,只有民间力量的成长,能够有效地遏制大政府与大公司的垄断倾向。也是基于对民间力量的信任和对公共空间的渴求,多年来,《财经》坚持不懈地争取新闻自由,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知情权奋斗不息……”

想念丁丁。

 

(五)

在财新团队的15年,最让我铭心刻骨的经历,是2003年的SARS报道,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报道。

2003年时,我到财新团队已有三年。这三年,没编过什么像样的稿子。SARS报道于我,是一次突破瓶颈的跃升。

SARS报道是胡舒立和王烁直接策划指挥的,我只是负责执行。我现在无法想像,以当时仅仅不到30个人的团队,何以能做出那么多深度、独家的调查性报道。今日来看,财新团队SARS报道对于新闻、对于中国的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其间的日日夜夜,紧张、刺激、辛苦、煎熬,不必说了。收获是,当结束长达四个月的SARS报道时,我突然发现,我能够比较自如地编辑出符合财新团队标准的稿件了。

到了20085月,汶川地震。和五年前的 SARS报道类似,财新团队几乎全部上阵(“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也连续安排了两次封面报道。这样的规模,除了这两个事件,从未有过。

承蒙舒立信任,把汶川地震报道的任务交给了我。那时,舒立的大办公室,就好像一个作战指挥部。墙上挂着一个巨幅地图,地图上用一个个红色按钉,标注着每一个前线记者的位置。

两个多星期的时间,我就关在房间里,端坐在地图前,想像着前线记者的位置,发愁怎么调动记者。压力非常大。因为前线交通不便,记者行动不易,一旦指挥失误,那就是“主将无能,累死三军”!恰巧又患感冒,转化成严重咳嗽,经久不愈。记得有一天,和小段、陈中小路边吃饭边商量方案,几乎完全说不出话来……

但最后,工作成果是足以安慰所有人的辛苦的。总体报道我定名为《震撼中国》,鸿篇巨制,结构精巧,人文情怀。摘引一段我为报道写的前言中的几句吧:

“……语言的苍白已无力描述大自然的子民所承受的创痛;造化弄人,巨灾提醒人们必须重新设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让人们知道,应该如何以一种悲悯之心,对待自然、社会、他人,以及自身……古语道:“多难兴邦”,惟有由激情而反思,由反思而行动,把整个社会向善的愿望通过制度的演进引入固定的轨道,我们的进步才会是真实的、可持续的和可复制的。……谨以此组报道,表达我们对汶川大地震死难者的哀悼;并期待在地震的废墟上,公民和社会、政府和体制,获得全新的成长。”(怎么今天看觉得有些酸啊,是自己进步了吗?)

 

(六)

如果听任回忆的思绪泛滥,今晚就别睡了。就此打住,有时间,再一一写。

也许现在还不是写的时候。未来的路还长,需要的是行进。

假如以二万五千里长征来设喻,现在算走到哪里了?

无论如何,《新世纪》周刊更名为《财新周刊》,是财新团队出发五年后的再出发。借用胡风的诗句来表达我的心情和祝愿吧:

——“时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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