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请允许我先说几句题外话。

    前几天，我请搬家公司搬家。来了两个工人，一个重庆人，一个江西人。前者有两个孩子，老大8岁，老二3岁。一家人曾经都寄居北京，等老大到了上学的年龄，母子三人不得不回乡；后者一家三口，分居三地，儿子在家乡当学徒，老婆在东莞打工，他在北京打工。原因无非是为了多挣些钱。

    听完他们的故事，我心生悲悯——不仅仅为他们劳作的辛苦、经济的窘迫，更为他们家庭的分离——但他们却说，“大家都这样，习惯了。”

   在为本期杂志撰写前言的时候，我想起了他俩。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正可和本期封面文章相对照——留守儿童问题的本质，是城乡二元体制痼疾，这是不合理户籍制度的产物。

    当今留守儿童的不幸，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社会最基本单元细胞——家庭被碾碎。中国6100万留守儿童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夹缝中，他们的生活，缺乏亲情、缺乏生趣；他们的痛苦，正是时代的痛苦。

    对于上述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为本期封面专题撰文也提出：贫困本质上是一种多维现象，农村留守儿童的贫困，不能仅由收入来衡量，健康、营养、教育、安全、情感等维度，都是在研究留守儿童问题时不能忽视的。

    他认为，近些年来，中央的惠农政策措施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它们缺乏温度，由于家庭在空间上的分离甚至瓦解，使未具备沟通能力的儿童失去了与社会沟通并在其中适然自处的渠道。”

    “温度”——这两个字，让我心里豁然一亮。我由此联想到，十几年来，中国政府对贫困人口从“救济式扶贫”发展到“开发式扶贫”，农民收入在提高，生活水平在改善，公共设施在完备，这些都是了不起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留守现象，家庭功能在丧失，生活碎片化，情感荒漠化。人们辗转辛劳，烦乱、迷茫、无所依归——借用一个哲学词汇，这就叫“被异化”。

    因此，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仅仅靠旧式扶贫手段是不够的。应该立刻着手恢复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功能。鉴于城市化是大势所趋，解决的办法不是让农民回家，而是让留守人员有条件进城。这是解决留守儿童的根本出路。

    除了封面，本期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文章：“调查”栏目，“潍坊医联体样本”；“国是”栏目，“鼓励科研创新需要改革审批机制”；“经济”栏目，“证券市场的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A股何以除去动荡病根”、“大腾挪——新常态下的经济格局”；“治理”栏目，“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和制度实施”……琳琅满目，不一而足，敬请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