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从今天起，我新开一个人物专栏，会轻松随意地，把我印象深刻、让我感佩、对我有帮助的人，写在这里。这只是我的私人印象，不代表公共判断。无意是非，只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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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定医院结构复杂的新门诊楼，要找到姜涛不难——哪间诊室门口聚的人最多，还有保安站岗，姜涛就在哪里——这是一位患者告诉我的小窍门。

姜涛是安定医院最受欢迎的医生之一。每当他出诊，天不亮，就有许许多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齐刷刷地蹲守在他的诊室门外，这已成为安定医院一景。医界江湖有一个传说：只要你能堵到姜涛，诉说自己如何困窘哀苦，如何舟车劳顿，他心一软，没准就能加个号。因此，姜涛每天的病人越来越多，从三年前的六七十人，增加到现在的一百多；他的出诊时间，也从上午8点，持续到晚上8点。

中国有资质的精神科医生太少，只有2万多人；好的精神科医生，更是凤毛麟角，属“稀缺资源”。这是患者和医生共同的痛苦。患者想看一个好医生，经常一等一天，最后轮到自己的时间只有5到10分钟；医生则要连轴转，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一再压缩。

“哎哟，不行了，我已经不行了……”一次，谈起工作强度，姜涛对我直叹气，一脸的苦相。

话虽如此说，一个医生病人多，总是高兴的。“这是甜蜜的烦恼。”又一次，姜涛对我说，满脸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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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打误撞”成了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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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者的心目中，姜涛算个名医，但他本人认为纯属偶然。

1987年，姜涛参加高考。报志愿时，工农商医都报了，最后听任命运安排，上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他自认为不具备学医的素质，大学时成绩一般，随大流，并无出色表现。

那时，学校的精神科教学很薄弱，附属于神经内科，结业都不用考试，姜涛对精神医学自然也是似懂非懂。纯属命运安排，1992年大学毕业时，北京市卫生局一纸派遣函，直接把他分配到安定医院。

当时的安定医院条件比现在差得多，社会地位也低。从1983年到1992年，整整10年，安定医院没来过本科生。人们以怪异的眼光看安定医院。卫生系统开会，台上问：“安定医院的来了没有？”下面就哄堂大笑。安定医院的职工打传呼机，对传呼台说，“请某某给安定医院某某回电话”，传呼台小姐就训斥：“别开玩笑！”这个人只好再三解释：“我真的是安定医院的！……”

毫无思想准备的姜涛，无可奈何地走进了安定医院的大门。他看到破落简陋的院落，一排排平房，“心里拔凉拔凉的”。他不安心，千方百计想调走，可惜没有门路，多方努力无果，只好死心塌地呆了下来。

能走的想尽办法走，剩下的临床医生不到50人。可是病人很多，因为没有更多的地方可去。光住院病人就有800多号人，一住就是好几个月。这在客观上给了姜涛实践的机会。他整天泡在病房，和病人混在一起。刚开始很糊涂，时间长了，慢慢摸索出一些规律。比如，什么样的病人，有什么样的症状；不同的病人，吃了各种药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等等。

最初几年，没有正规培训，也没有人带，怎么给人治病？姜涛说，他是“凭感觉来，治得乱七八糟的”，肯定也有过失误。“医术是在治病中练出来的，这是现实。”姜涛承认。

时光之水流淌到1997年，工作了5年的姜涛抓住一个机会：考取首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专业的研究生，回炉学理论。

三年的脱产学习让姜涛获益良多，他把大学里学过的临床医学重新学了一遍，最后，“学通了，脑子清楚了”。

2000年，姜涛研究生毕业，回到安定医院。这回再上临床，感觉完全不一样，“融会贯通，脉络清晰，上了一个台阶。”

再后来，姜涛又去友谊医院进修一年，学的是神经内科。这一年收获也很大，“不管学哪一科，只要把病人当做一个整体，整体上就有提高，治病就有了把握。”

2000年底，姜涛当上安定医院8病区的主任，迄今已经15年。职位没变过，医术在逐渐提升。他估算，这些年总共看了3万多个病人。有经验总结，再看中外文献，“从诊疗理念，到对症状的理解，对病人的评估，都有了自己的体会和判断。”

慢慢地，姜涛成了病人口中的“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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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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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姜涛3万多病人中的一个。以我为例，亦可窥见姜涛医术之一斑。

2012年6月，我初次找到姜涛时，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此前5个月，我得了双相。当时，我自己及身边，没有一个人懂这种病。雪上加霜的是，我还被误诊为抑郁症。这不奇怪，也不罕见，因为双相情感障碍本来就很难识别。据临床统计，双相病人被确诊，往往需要5到8年。

不过，误诊毕竟耽误了病情。5个月的时间里，我的病情逐渐恶化，先是失去了工作能力，而后渐渐失去了生活能力，起不来床，走不动路，说不出话，几乎成了“亚木僵”状态。

经友人帮助，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走进了姜涛的诊室。第一次见他，我对他并无好感，因为他看我的时间总共只有5分钟。他先瞥我一眼，一边听陪同的友人介绍情况，一边低头翻病历；看完病历，简单问了我几句话，我艰难地回答了几个字；他就写病历，开药方，再打印药方，最后把药方和病历朝我手里一塞，喊：“下一个！”

还没反应过来，我懵懵懂懂出了诊室，心想：“就这几分钟，能看好病？”

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话干脆利落，不模棱两可。他开的药方，把上一个医生的药全换了。友人问：“以前吃的药不吃了吗？”他一挥手，说：“停掉，它完全没用了！”

一周后复诊。我告诉他毫无效果。他依然什么也没问，凝神思考了一下，修改了药方，增加了一种药。我迟疑，对他说，说明书上写着副作用大，能不能不吃这么多药？他干脆利落地说：“你别管，把说明书扔了，照着吃！”

接下来两个多星期，极其煎熬。副作用集中显现，最困难的时候，走路踉踉跄跄，手抖得抓不住筷子，喉咙发不出声音。

转机在换药后的第19天出现。先是注意力恢复，能够集中精力半个小时做一件事；再是语言能力恢复，可以顺畅表达内心想法；再往后，兴趣恢复。记得第二天复诊，到了午饭时分，吃什么？我发现马路对面一家店面上写着“麻辣香锅”四个字，立刻产生了久违的食欲。我觉察到：药好像起效了。

下午，去看姜涛，感谢的话滔滔不绝。姜涛则一副见怪不怪、无动于衷的样子。也没修改药方，只是说：“就这么吃！”

当晚，情况急速好转，身体、精神完全恢复。兴高采烈、精神健旺，当夜彻夜不眠。第二天，一个朋友来访。看到我的样子，既惊且喜。立刻开车出去玩，登红螺寺。我毫不费力登顶，在山顶给姜涛发了短信，告知情况。

想不到，姜涛的回信，毫无悦色，就几个字：“到医院来让我看一眼。”

我没当回事，回信说：“好，本周六复诊我过来。”

姜涛立刻回信：“不行，立刻来。”

尽管觉得不必要，但出于感激之心，第二天，我还是去找了他。他只扫我一眼，就说：“你转相了。”然后埋下头开药方。

他停了几种药，又新开了几种药。我非常疑惑，舍不得这几种药，问他：“明明见效了，为什么要停？”他答：“你别管，照着吃！”

此后，我的用药就此固定下来，并逐渐进入减药和康复阶段。

这就是姜涛给我治病的完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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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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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药见效后，我对姜涛的怀疑，瞬间转为无限崇拜。不过，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三次加在一起，他看我的时间总共十几分钟，是凭什么诊断和开药的？他把我治好，是必然，还是误打误撞？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开始走上研究抑郁症的漫漫长途。我先把他给我用的11种药，它们的化学结构、适应症、不良反应、毒理药理，挨个研究了一遍。因为是自学，遇到实在疑惑难解的问题，无人求教，只好乘复诊的机会问姜涛。

当然，最丰富生动的教材是我自己。我仔细回忆姜涛诊疗我的过程，反复揣摩每一个细节。其中，最让我好奇的是，在用药见效后，姜涛为什么不嫌麻烦，非要我去让他看一眼？他略略瞥了一眼，又能看到了什么？

有一天，我突然悟到，这大概就是一个好医生的直觉判断。也许在瞥我一眼的瞬间，他就整合了我的表情、动作等等蕴含的所有信息，立刻得出判断：我不是抑郁症，而是双相，且已经转相，必须立刻调整治疗方案。

大概过了半年，又一次去姜涛那复诊。问诊完毕，在他埋头开药方的时候，我鼓起勇气说：“姜大夫，我想占用您两分钟时间，说一下我对您治疗我的思路的理解，您看看对不对。”

不等他反应，我自顾自说下去：“您最初根据我治疗半年无效这个信息，猜测我有可能是双相，但不确定；又根据我当时的低动力状态，判断我是去甲肾上腺素不足。于是，先使用对去甲肾上腺素有强刺激作用的瑞波西汀，想把我从深度抑郁中提上来，同时试探一下是不是双相；而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转躁，又并用碳酸锂，以防不测。后来，药物突然起效，你看我好转这么快，就要我过来让你看一眼，确信我是双相，立刻停掉瑞波西汀，减半舍曲林，同时加上奥氮平压躁狂。为了稳定，又加上新型情绪稳定剂拉莫三嗪，以防止压躁太狠而转郁——这就是您对我的完整的用药逻辑。”

听到这里，姜涛停下笔，疲惫的脸庞抬了起来，用陌生的眼神盯着我看了一两秒钟，说：“是。”

从那以后，我再问姜涛问题，他就热心回答。我总是如获至宝，揣摩回味。实录一次微信对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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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姜医生，我不明白，同一种药，不同的医生用，会有什么差别？是剂量的掌握？还是搭配？

答：这和患者本身的关系很大，与其服药时的内环境有关，包括其心理状态。他的身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变的时候，或活力十足的时候，对于药的接受以及副反应方面就很好。例如躁狂时很多病人不觉得药物有多难受，抑郁时很多病人觉得药物很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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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明白了。因此您用药比较大胆，而且经常联合用药？

答：有很多专家不认可我的观点，我的治疗是比较激进，希望病人尽快见效。当然也有过于激进导致病人耐受不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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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不过联合用药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法判定是哪一种药起效，且副作用会互相激发？

答：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实际上任何一个药物都有它的治疗窗，就是血药浓度的高低范围。副反应更与其血药浓度的高低成相关性，只要合并用药不明显升高血药浓度，超过治疗窗的上限，是可以估算出哪个药在起效，哪个药在增效，何时会出现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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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话中，姜涛提出了一个“治疗窗”的概念。我反复揣摩，终于悟到其真义：一种复杂的精神疾病，如果合并多种症状，加之患者本人个体情况复杂，其治疗的时间和空间就会被限定——这就是“治疗窗”。

一般来说，单一病症的治疗窗口较大，随便怎么治都能见效；而病症每复杂一分，治疗窗口就缩小一分；复杂到一定程度，有限的窗口就会被横七竖八的木条遮蔽，且时刻在发生变化。一个精神科医生的高下之分，就在于他能否把握这个稍纵即逝的时机，把药物投进窗口。

可惜姜涛不是理论家，说不出更多的道理。他自称自己靠的是直觉。他说：“看的病人多了，心里就把病人分成许多种类型；看到一个新病人，他的表情、眼神、语言速度、灵活能力，就能把他归到某一类；再结合其他相似患者的临床经验，就能形成基本准确的判断。”

话虽如此说，一个临床医生，要从理论上升到经验，从经验再上升到直觉，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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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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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同事介绍一个20岁的女孩来找我。同事说，这个姑娘在北京一个名牌大学读书，成绩优秀，阳光灿烂，但只有她妈妈知道她郁郁寡欢，孤独而怪癖。不久前，妈妈发现孩子偶尔暴饮暴食，吃得狂吐，一连几个小时大哭不止，才发觉不对劲。

和这个女孩聊过，我判断她是“微笑型抑郁症”。表面上，她脸上总挂着微笑，但内心极度痛苦、压抑、忧愁和悲哀。她不愿放弃形象和尊严去求助和倾诉，只能用暴饮暴食来发泄生理和内心的痛苦。每次，都吃到吐，吐完心里好像好受些；但两三天后，又来重复一次，恶性循环。

我带她去找姜涛，诊断为双相。

这超出了我的判断，我大惑不解。据孩子的叙述，她患病5年来，从未有过躁狂或者轻躁狂的经历。

姜涛为我作了解释：一、她有家族遗传史，多为双相；二、20岁以下的青少年发病，多为双相；三、暴饮暴食，属于进食障碍，多为双相的伴生症状，提示双相。

开药如下：劳拉西泮、德巴金、碳酸锂、百忧解、阿立哌唑、苯海索。其中，劳拉是抗焦虑药；德巴金、碳酸锂是情绪稳定剂；百忧解是老牌抗抑郁药；阿立哌唑主治精神分裂症，有压狂躁的作用；苯海索又称安坦，作用在于选择性阻断纹状体的胆碱能神经通路，用来缓解前述药物有可能带来的震颤副作用。

对如此用药，我有疑惑。因为百忧解是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药效较好，但有较强的转躁作用。为何选用它？

后来，姜涛为我作了解释：女孩当下最严重的症状是饮食障碍，同时共病双相。当务之急是遏制暴饮暴食。而暴饮暴食属于强迫，百忧解是治疗强迫的首选药物。因此，尽管百忧解有转躁作用，但也只能冒险选用；而为了对付转躁，则以德巴金和碳酸锂两种情绪稳定剂平衡之。为了保险，最后再用抗精神分裂症药物阿力哌唑来镇压可能出现的狂躁。

这又是一个完整的用药逻辑。坚持用药后，女孩逐渐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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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会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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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姜涛断断续续交流着，我对精神医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会在每周六姜涛出诊那天，赶到安定医院他的诊室，旁听他看病，增加实际经验。

那时，安定医院的新楼还没有盖起来，他的诊室破旧简陋，身边总是挤满了病人和家属。空气浑浊，乱糟糟一片。他无动于衷，从不驱赶。

如今，在安定医院宽敞明亮、管理规范的新门诊楼，这样的场景已经不可能看到了。因为要尊重患者隐私，所有无关人等都被挡在诊室门外。但逝去的这一幕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让我觉得温馨。从患者角度，我更喜欢昔日的旧诊室，而不是现在这个宽敞明亮、但却有些冷冰冰的新诊室。

我亲眼看到，有一次，一位躁狂病人就诊时病情发作，大喊大叫，冲上去要打姜涛，被两个亲友拼命拦住。三个人扭打在一起，“轰”地一声，病人被压在地上。这一切，姜涛习以为常，不躲不闪，只是疲倦地抬起头，透过人缝看了他们一眼，说了三个字：“别磕着。”

当然，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也有患者不喜欢姜涛。比如，一位患者投诉姜涛“态度不好”，因为有一次问诊时，姜涛打断了他的话，说：“别说没用的，捡重要的说！”让这位患者很受伤。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定姜涛是一位好医生。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好。这医德不只是指态度和蔼、不怕苦不怕累之类，更可贵的是敢于担当。在当今医患关系恶劣的情况下，很多医生为求自保，以不出事为原则，放弃责任，选择稳妥治疗方法，而不管疗效如何。姜涛敢于负责，能够从患者利益出发，选择最适合患者的治疗组合，而不惜为之承担风险。 这是更高贵的医德。

我好几次诚恳地对他说，作为名医，他的实践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希望他能抽一些时间，记录自己的典型案例，上升为理论，对社会更有贡献。

“谈不上，谈不上，”姜涛连连摆手，说：“我哪算名医？名医得会写论文，会讲课，有科研成果。我什么也不会。”

“那你总有长处吧？”我说。

“我只是会看病。我还是多看几个病人吧，这就是我对社会的贡献。”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