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电脑，骤然看到刚发布的一份中央文件，内容是关于城市规划的。其中有一段提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

    网上同时出现了质疑的声音。比如，“打开街区能缓解交通拥堵吗？”“业主的权利如何保障？”“没有围墙，物业怎么管？”“小区安全怎么办？”等等。

    不过，一向对上级政策持质询态度的我，对这份文件的指向表示赞成。我认为，推广街区制，推倒封闭小区和大院的围墙，确实是缓解交通拥堵，整治城市病的好办法。 

    道理不复杂：封闭小区是当前城市病的一大病因。尤其是首都北京，多年来一直“摊大饼”式扩张，城里城外，存在无数大型封闭社区。它们对于城市交通，就像毛细血管的栓塞。打开封闭小区，好比疏通了城市毛细血管，立刻扩充了路网，增加了交通资源，对于缓解交通拥堵，定有立竿见影之效。　　　

    写到这里，想起12年前，财新团队有一则封面报道《治本北京交通》（载《财经》杂志2004年第1期），作者赵小剑，我是编辑。其中专门有一节，标题叫“坚硬的大院”。找到旧文，打开一看，一点不过时。不必另起炉灶重写，干脆摘登一下：

    “北京的交通伸展，还面对京城根深蒂固的‘大院文化’的挑战。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陈刚对此感触殊深。

    ‘所有的行政单位，都要盖一个院子，都喜欢筑上围墙封闭起来。今天北京城的所有单位，包括各个大学、各大部委、各类军队大院，还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哪个单位能让公车通过？’他说，至于原因，‘什么军事保密啦，保护老干部居住环境啦，都有说法，来头都很大。’

    的确，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都城像北京这样拥有这么多机关，这么多机关大院。一个大院就像一个独立的王国，一个城市自然的道路肌理被它分割得支离破碎。

    ‘大院’怎么会不断发展且又如此顽强呢？这与中国的城镇土地所有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虽然实行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制模式，但在现实中变成了实际上的单位所有。不少单位前些年在当年国家无偿划拨的土地上盖起了自己的楼房，近些年又拆旧换新，建起更具规模的大厦。收回当初划拨的土地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时隔12年，我对中央这份“推行街区制，拆除封闭小区围墙”的文件，表示理解和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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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同是封闭小区，还分成居民小区和单位大院。前者，是私产，产权属业主，决策权在业主委员会；后者，是党产、军产、公产，决策权在各自的管理机构。因此，拆除封闭小区的围墙，还要区分产权归属，政府不可用行政权力硬拆，而业主们可以自拆。

总之，拆除封闭小区的围墙对于缓解拥堵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建议中央机关大院做出表率，要执行这个文件，就从自身做起，从拆除自家的围墙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