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家朱铁志先生去世消息传出后，有好几个朋友问我：会不会是抑郁症所致？ 

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不敢妄置一词。但今天又有朋友对我说：近两年屡有知识分子自杀，如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翻译家孙仲旭、华东师大青年教师江绪林、史学天才林嘉文。能否就这个现象分析一下，他们的死到底源于内心的冲突，还是和抑郁症有关？ 

我答应了。既然上升为一般性问题，那就放弃就事论事，而从社会学和病理学的角度，对这个现象做一个断片式的粗浅分析吧。

（一）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杀，留下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他死后，同为一代大师的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是为拯救中国文化而殉节：“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思想，一姓之兴亡”。 

王国维之死并非孤案，屈原投江亦为一例。历史上，类似事件甚至可以构成一类现象，折射出转型期社会的文化和价值冲突。 

在这种冲突中，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会首先遭遇身份认同和精神追求的矛盾，为此痛苦、困惑、迷惘，乃至自绝，是可以想像的。 

（二） 

20世纪初，弗洛伊德在形成精神分析理论框架后，意识到最迫切的任务是要“建立一种稳固的本能理论”，于是开始研究本能问题。 

在经过多次的自我否定后，他初步得出结论：本能有两种：一种是生的本能，也叫性的本能或爱的本能，为的是保持物种延续；另一种是死的本能，即一切生物个体都有竭力要回复到原初状态的特性，也就是趋向死亡。 

就人类而言，死的本能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向内的，即自我谴责、自我惩罚、自我毁灭等，其极端表现就是自杀；另一种是向外的，即在有可能对外发泄的情况下，不再寻求自我毁灭，而是企图毁坏他物，破坏、侵略、战争就是表现形式。  

生的本能是与死的本能是对立统一。死的本能固然强大，但生的本能，即人类不断趋向完善的本能，推动着人类的智力成就和道德水平不断向更高境界发展，同样不可阻遏。 

这意味着：生需要理由；死同样需要理由，甚至更需要理由。 

（三） 

在人类的顶级学问——哲学中，死亡和自杀，是一个严肃话题。 

苏格拉底警告世人，“未经省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说，“惟一严肃的问题是自杀问题”；尼采宣布“上帝已死”；黑格尔论证“彻底虚无主义命运”——这些都确认了人类生存的荒诞性。而自杀，则是对个体生存意义的否定和对个体所在社会的否定，以及在双重否定基础上的反抗。 

回看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现象，一个高峰期是上个世纪之初。那时中国确实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文化的冲突、价值观念的重构，确实强烈冲击着人们的感官和内心。殉道、殉国、殉文化的仁人志士相继出现，如王国维、陈天华、陈布雷…… 

另一个高峰期，就是上个世纪“文革”十年，那是一段黑暗岁月。自杀的知识分子可以开列出长长一串名单：傅雷夫妇、老舍、邓拓、范长江、吴晗、翦伯赞、田家英…… 

对他们的死因，已经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可以说，应和思想无关，只是为了摆脱非人的精神凌辱和肉体折磨。这个时候，死亡就不是痛苦，而成为摆脱苦难的诱惑。

（四） 

回到徐怀谦、孙仲旭、江绪林、林嘉文、朱铁志之死上来。 

他们几人，都是值得尊敬的有思想、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翻看他们的著述，包括非正式的文字，所体现的家国情怀让我感佩。确如很多论者所说，反映了“体制内外个体所承受的精神折磨，无以言表的痛苦”。 

但，尽管“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毕竟还需要具体的乃至琐碎的理由。 

当今时代，和上述两个自杀高峰期已有很大的不同。有良知的人们会有内心冲突，不平和愤懑仍在，反抗也是现实的，但要走向弃世，必定还要有更坚实的依据。 

古诗云：“千古艰难惟一死”，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从冰冷的技术环节分析：自杀分为自杀意念、自杀实施、实施成功三个阶段，三者有质的不同。一个人如果不是冲动型自杀，很难 “去意已决”，一鼓作气走完这三个阶段。 

当“生活已经不值得过”的时候，以取消自我生命来昭显意义的人，是怎样的心路历程？当局外人高谈阔论分析“死亡之美”时，难道比自杀者更明了自杀的意义？ 

（五） 

从生物学角度分析，抑郁症倒是可以为自杀找到确定的理由。 

据非正式统计，中国每年自杀的抑郁症患者大约有20万人。为什么抑郁症患者会 “去意已决”？  

首先，抑郁症患者的躯体经受着痛苦折磨。比如，头痛、胸闷、胃痛、肩颈痛、耳鸣、心慌、食道堵塞等等。此外患者还会合并程度不同的行动障碍，如手抖、走路不稳、触觉敏感易惊跳、坐立不安等，医学上称之为“精神运动性不安”。 

再往后，会发展到思维障碍、阅读障碍、语言障碍；怕风、怕水、怕声音……全身心的痛苦，让患者痛苦不堪，度日如年。 

其次，专属于抑郁症的一个特点，是大脑的器质性病变切断了患者的快感通道。当抑郁症发展到重度阶段，属于人类的所有快乐，各种欲望，统统消失了。患者每天情绪极度低落，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对于他，人生不再是新鲜和快乐的旅程，而变成痛苦的炼狱。 

第三，与快感缺失相关的另一个特征是绝望。 患者自我评价无限降低、自责、自罪，普遍觉得未来一片灰暗，看不到任何希望。痛苦和巨大的无价值感，足以吞噬他的一切。 

第四，当病程再发展到一定程度，患者会变得麻木、呆滞，不再能体验情感和生活的美丽。世界上的一切，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与他无关。患者不但丧失了快乐、希望，最后还丧失了爱的能力、审美的能力。这个时候，人就成了一具躯壳，成了行尸走肉。 

（六） 

最后讨论一下抑郁症的成因。 

是什么引发抑郁症？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四个因素：其一，遗传因素；其二，性格因素；其三，环境因素；其四，突发事件。 

这里稍微展开讨论一下环境因素。所谓“环境因素”，其实就是指压力，尤其是长期的、慢性的压力，包括外在的压力和内心的冲突。 

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当感觉到环境带来的压力时，生物体大脑丘脑下部区域一个回路会释放压力荷尔蒙，将身体置于高度警觉状态，在短时间内调动生命潜能，准备迎战各种危机。等到危机过去，应激反应会自动关闭，从而休养生息。但如果危机是持续性的，应激反应系统长期开启，不能关闭，身体机能就会受到损害，影响大脑内神经递质的平衡，引发抑郁症。  

以思想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可能成为抑郁情绪的易感人群。他们的内心细腻、丰富而敏感，得风气之先，能更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发现社会的弊病，感受到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从而不平、失望、愤懑。

基于上述分析，我倾向于认为，上述几位知识分子既是现体制的批判者，同时也有可能处于抑郁状态。也许二者还有交互作用：内心冲突加剧了抑郁情绪，抑郁情绪使得内心的冲突更加剧烈。他们的自杀，很可能不是单一因素，而是双重因素的叠加。 

形成这个猜想，我想是有意义的：每个人都要注重精神健康，及时关注和监测自己的情绪，如有问题，及时就医。尤其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鉴于他们承担着社会良心的角色，更应该得到爱护和关照，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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