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财新记者赴基层采访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农村“回流儿童”显著增多——所谓“回流儿童”，即曾经跟随进城务工的父母在大城市读过书，最终却不得不返乡的留守儿童。

 “回流儿童”源于“流动儿童”。随着大城市祭出“教育控人”政策，公办学校门槛不断提高，“打工子弟学校”关闭，失学的流动儿童不得不告别暂住的城市，回归故土，继续成为留守儿童。

 据调查，这样的“回流儿童”，已经成为留守儿童中风险最高的群体：他们缺乏爱护，内心冲突剧烈，学业成绩差，抑郁风险高，冷漠无趣，对社会认识负面，往往是校园霸凌的施行者或承受者。

 这个现象是发人深省的。它象征着中国部分公共政策的失败。

中国城乡二元矛盾由来已久。近十几年来，随着城镇化推进和中央惠农政策的实施，很多城乡差距在缩小，或者有了缩小的趋势，但是，留守儿童的处境却没有根本改善，甚至持续恶化。城市化驱使农村大批年轻父母背井离乡，被他们留在家乡的儿童，以及一度艰难地尾随他们、最终又被迫回流故土的儿童，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道撕裂的伤口；从中可以看到被遗弃儿童的苦痛，家长的彷徨与无奈，部分城市利益群体的狭隘自私，还有公共政策的捉襟见肘。

 农村留守儿童包括回流儿童的处境，不能不引起关注。这不仅仅出于道义和公平的原则，也是中国长期发展之必须。

 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需要新一代能够操纵智能机器和具有创造力的知识劳动者。几十所名牌大学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一代身心健康的千千万万劳动者才是未来社会持续发展的保证。正是在这方面，规模巨大的农村留守儿童亟待关注。他们在人生之初，不仅缺乏知识的教育，也缺乏营养的养育，还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温情的滋润——这些无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的情感健康、社会适应性和人际沟通能力。

 可以说，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到了执政者必须审视并寻求全面解决方案的时候。

 20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海克曼曾呼吁，要保证贫困家庭3岁-4岁儿童的教育机会。根据他的研究，这是一项最具效率的公共投资，可以减少社会福利支出、降低犯罪率以及增加税收。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倚赖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在农村的早期教育投资。

 基于上述考虑，本期《中国改革》聚焦农村学龄前儿童教育问题。我们用一组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呼吁政府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学前教育投入。当然，这种投入不仅是政府责任——父母对孩子的亲情投入和教养责任是无可替代的，但政府必须为此创造条件。如此才能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正视农村儿童发展困境，为他们疏通个人成长和社会流动的通道，是百年大计。悠悠万事，惟此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