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13日，我开始抑郁症寻访之旅。第一站首选贵州，采访砚谷墨清。

我和墨清相识已久，缘于他在“渡过”公号上发表的几篇作品（《一位双相患者的成长》、《我的大姨》、《天既注定，你即配合》等）。他的才情，他对于疾病、生死的思考，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有着十年病史的患者，也是中国传播精神健康知识“阳光工程”最早的志愿者。故此，我把墨清选为第一位采访对象，希望和他一起探究抑郁之源。

在贵州，我和墨清相处两天，陆陆续续谈了很多。有关内容，在前几日的采访札记《回不去的故乡》中已有叙述。本篇，则把我和他的一些零星对话整理成文，记录我们对精神疾病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也供读者们参考。

“真正的救赎，是在苦难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

                                                      ——加缪《随感录》41篇

追溯致病源头

张进：我们现在言谈中，会泛泛把很多精神疾病表现称为抑郁症。其实精神疾病是特异性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说你的病是分裂性情感障碍，这其实和抑郁症不一样，对吧？

墨清：许多人最开始都认为他们患的是抑郁症，因为几乎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有可能在不同阶段表现为抑郁状态。随着患者自身疾病发展，他对疾病的认知也逐渐完善，诊断可能会得到修正。

我是以抑郁起病的，一开始被诊断为内源性抑郁症，那时还没有被医生识别出躁狂状态。后来，经过许多波折，才确诊为“分裂性情感障碍”。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疾病看法不一。有的医生主张将双相型的分裂情感障碍归于双相障碍，因为其预后、治疗方法都和双相近似，而将抑郁型的分裂情感障碍归为精神分裂症，因为预后不理想。也有医生主张保留分裂性情感障碍这一单独诊断，认为它既不同于双相障碍，也不同于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单独的疾病。

我在躁狂和抑郁转换之间，还会有相对独立的一个精神症状发作期，属于双相型，而有的分裂性情感障碍只有抑郁和突出的精神症状，没有躁狂，属于抑郁型。

张进：据我所知，分裂性情感障碍是内源性的，更多和遗传相关。对此你怎么看？

墨清：回溯我的家族病史，我现在能够看到，我的大姨是有明确的精神疾病的；还有几位母系亲属，也有这个倾向。因此，我能够接受我的疾病，有遗传的因素。

遗传是一个风险性的问题，我只是被诸多因素选中的那个。虽然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也逐渐接受了它已成的事实，将自己的理想、现实都与疾病做了让步和协调。

张进：在遗传之外，性格因素也很重要。如果追溯性格致病的源头，你如何理出其中的逻辑？

墨清：我出生的第一个月，待在恒温箱里，缺乏母亲的抚慰和抱持；早年因父母缺乏时间照顾，频繁更换抚养人，一岁零三个月便进入托儿所；因家中遭遇火灾，过早入学，导致被同学欺负。这些因素与先天生理基础一并构成了我后来较为喜欢自然与艺术，而对人持有回避和不信任态度的性格基础。

张进：你曾经说，你缺乏一个“内在的母亲”，这是什么含意？

墨清：我在3岁之前，是保姆、姑婆、托儿所的阿姨共同带大的，这使得我无法在内心形成一个恒定的母亲的形象。我内在的母亲形象是支离破碎的，因为这些人的抚养方式、对待孩子的耐心细致程度，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都没有能形成对自己亲生母亲的内射和认同，而是不断地在外界寻求我理想中的母亲的形象，将这一份渴望投射到了和我关系较好的女性朋友中。所以我寻求母亲的旅程常常是失败的，别人并没有义务去当我的母亲。也因此，孤独感几乎陪伴了我一生。

张进：由此推衍，这和你的性格养成有关系吗？和疾病相关吗？

墨清：这使得我在人际交往中得不到能量补充的。但我后来慢慢接受了这一点，发现它其实不会对我的现实生活构成威胁。我能够处理好工作关系，大多数时间，我不需要和他人建立情感连接。

我很内疚的是，我认不出来我的学生。我每次都是看准教室门牌号才进去，不然我很有可能站在别的班级里讲课。因为认不出来讲台下的学生。我也坦白告诉我的学生，我在辨识人的面孔上存在着明显的先天性障碍。

不过，它给我带来的困扰和收益或许是相当的。它使得我根本不会记住无关紧要的关系，而能专心从事自己所感兴趣的事情，甚至听不见身边的人在叫自己。我可以在很嘈杂的地方看书，不会受影响。

与此同时，我的社交必然是简单的、单向的，甚至封闭的。我看到其他人一脸茫然，社交性地装作认识，但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和他人的对话往往是演讲式而非交流式的。因为这些，我会更为频繁地体验到抑郁情绪，绝大多数时间，我在和自己的内心相处。

摆不脱生存焦虑

张进：在我们的交谈中，你多次提到原生家庭的变故。我感觉到你有深刻的生存焦虑。这是如何形成的？

墨清：我的生存焦虑源于匮乏感。我父亲相对经历较为平顺，但他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所以对疾病、对死亡都非常焦虑。他无法改掉每天检查冰箱的习惯，生怕有食物被浪费了；也无法改掉询问饭店老板野生菌有没有毒的习惯，因为他见得太多食物匮乏去吃野生菌最后中毒而死的人。

我母亲经历了我外公被打成右派、外婆被划为大地主成分等巨大变故，从小便承担起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勤劳俭朴，对生活规划非常严格，一丝都不允许自己出错。

我五岁时家中遭逢大火，早些年确实过得艰难。但我上高中之后，家中情况也慢慢好了起来。不过，我整个童年期，文具是最朴素的、东西弄坏要被责罚、小孩不应跟父母多要钱等经历，不可能再消除。我也习惯性地严格按父母要求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从内心深处，我不认为自己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我不能浪费一点点钱，不能大胆去买自己心爱的东西，如果买错东西就不能再买一次。这些潜在意识所形成的习惯，我在早年完全不能察觉到它们是如此的不合理。

张进：你曾经表达过对父母的怨恨，但现在你已经释然。是什么促成了你们的和解？

墨清：我曾经把疾病归咎于我的父母。但后来，我开始不再独立地去看精神疾病。不仅从症状的角度，而更多从家族、从社会的角度去观察疾病。

我了解了我父母身上那些执著得脱离现实的习惯，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我也知道他们并不是有意要让我频繁更换抚养人，而是真的没有时间、没有现实条件。他们尽他们所能去抚养我，他们很重视对我的教育，不只是要分数，还要求我学习态度端正，做人要规矩，尊重人，尊重礼仪。容貌要修饰，衣服要洗干净。

爸爸还把对音乐的爱好都传给了我，把他的口琴送给了我。这使得我即便一度失去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却不会完全失去对生命本身的热爱。

这两年，我开始将父母的遭遇和他们的感受，与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感受独立开来。我是我自己，我承担我自己生命里所有的际遇，我并不需要背负整个家族的焦虑，整个家族的偏见与创伤。

张进：你也多次提到，你对于社交的恐惧和回避。这如何造成了你的内心冲突？我理解，家庭和社会对于社交的要求，其实也属于生存焦虑，它们如何加重了你的病情？

墨清：和很多人一样，我从小被要求合群。我也是努力向这个方向去靠拢的，然而我在频繁的社交里，得不到任何愉悦感。我父亲常常指责我不够灵活，这使得我感到委屈，十分无助。

一个不能从在社交中获得和补充能量的人，必然会频繁地经历抑郁、焦虑。因为他更多时间是在独处，把更多把注意力指向内心。

问题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接受自己不愿意社交，他就会减少社交；如果一个家庭能够接受这个孩子不合群、孤僻，就不会发展成抑郁症；但如果认为应该经常社交，保持社会关系，那么抑郁症的种子就会埋下。

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不需要那么多的社交，也不需要将合群视为成人的标准。我只能是我自己，这并不应该受到指责。后来，我在可以选择工作岗位时，最终选择了学校心理咨询中心这样十分单纯的环境。干自己能干下来的工作是最好的，政治环境对我而言毫无意义。

直面死亡恐惧

张进：人都需要一个归宿。你曾经说，你是一个没有归宿的人。如何理解？你也说，你无路可退。你想退到哪里？为何没有退路？是你不能认同家庭、社会，还是担心自己不被认同？或者两者其实是一回事？

墨清：我没有家可以回。我没有一个恒定的家，一生都处在流离之中。直到现在，我还是只能住办公室。我不能完全建立起一个母亲的形象，那是家的象征，这可能是我一生的遗憾。社会是认可我的身份的，我也认可我的社会身份，然而我真正地感觉自己回家，只有过一次，是今年寒假，我到我女友那里，与她共同生活了一个月。

我把那里称为终点，我终于觉得不用再走了，不用再跋涉了，就这里就可以了。《我想有个家》那首歌，其实我是听一次哭一次。我想我最终会有一个家。

张进：你从小就一直有死亡恐惧，后来逐渐不恐惧死亡、不回避死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历程？

墨清：我外公走得很平静。我妈妈最后和外婆一起，在医院照顾他。他走之前，好像预感到了，他叫我外婆过去，说，亲亲你。这一对吵了大半辈子架，互相看不惯彼此的夫妻，就这样和解了。

遗体从重庆运回来，我请了假，在殡仪馆守了三天的灵。我妈妈叫我回去，她知道我吃了药，需要休息好。但我没有回去，我就在长木头椅子上睡了三夜。我觉得那是我应尽的孝。

我几个同事都来了，虽然我平时和他们交集并不多。我第一次经历葬礼，我觉得那是肃穆的、有序的、哀而不伤的。从那之后开始，我觉得死亡是一个可以直面的事情了。

后来我经常去墓地。如果要冷静地思考，在墓地是最冷静的。逢年过节，我都会去祭奠外公。我想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住而已。

独立出一分冷静

张进：你命途多舛，疾病复杂。经历了多次无缘无故的复发，能治愈到现在这个程度，难能可贵。你觉得靠了什么？

墨清：一部分靠运。我命真的不好，但运不是太差。

另一部分大约就是靠知足。这些年来和病友打交道，看到了许多我不曾了解的人生。在我相对平稳的时候，也有好多人正在经历病痛，经历丧失。我有很重的无常感，但这无常是人世的一部分，我会去积累我的现实条件，用以应变。

因为我有这样的疾病，很多风险我都不能去冒。或许有几分才华，但我也不敢那么放手去施展。但我会好好走完这一生，否则对不住我所承受的苦难。

张进：你说过，你现在最大的进步，是从自身之外，“独立出一分冷静”，如何理解？

墨清：因为我的疾病太复杂了，它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我无从把握。我控制不了它。作为应对，我必须持有那么一份冷静，随时保持对自我的觉察、规劝与怀疑。

比如，如果我很想买什么东西，我一般都会放几天再买，或是询问我女友。因为我担心这是躁狂而不自知。如果精神症状出现，我会告诉自己别怕。我会叫自己的名字，安慰自己。如果抑郁了，我会待在音乐里，那里最安全。抑郁的时候，我还要劝自己服药，劝自己活下去。

我就是靠这份冷静活下来的。我没有任何的资本由着自己去病，面对生存，我只能有那份“死便埋我”的决然。

张进：我觉得音乐对于你的治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确实是这样吗？

墨清：是的，音乐和我完全是共生的。

从父亲教我唱《梁祝》开始，我这一生便与音乐结缘。七岁的时候，我去小朋友家里玩，她正在学习钢琴，我看她弹奏，十分羡慕，便回家在竹篾片做的凉沙发上，比划着那个样子弹。我父母看见我这样，觉得这孩子无论如何也要送去学琴。于是他们借钱买了一台6000块钱的钢琴，我也拜了我父亲的同事为师。

我的钢琴老师基本功非常扎实，对学生要求也十分严格，但很少直接批评。弹得不好的，先讲问题在哪里，然后让学生回去重弹。考完十级之后，我也快上高中了，那之后便是自己练习。长达八年的学习，使得钢琴成为我最熟悉的伙伴。

琴童大半都有较为孤独的童年，也就能很好地适应孤独。钢琴不便携带，我随身带一个口琴。每当我感觉到十分孤独的时候，会让音乐来陪伴自己。

张进：抑郁经历是我们都不希望具有的。但既然来了，只能接受。你认为疾病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成长？

墨清：承认自己很痛苦，承认自己饱受折磨。这也意味着你开始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被看到、被尊重的人，需要接受帮助的人。

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是配合疾病，把症状送走，而非敌对疾病，拧着症状来。我拧着来过，失败得很惨。

我们常常只愿意和健康的自己待在一起，排斥病中的自己，但你又何尝见到谁长生不死呢？所以疾病并不等于就是毁灭。我更多把症状看作是一个信号，它来告诉我，我需要调整照顾自己的方式了。

如果说成长，我只是比常人更多地感觉到人生的有限，感觉到无常傍身，而这些本来也是人世的真相。

因为有这些感觉，我更珍惜没有症状时的每分每秒。我希望在这一生里，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经历、经验和思考，去影响他人。毕竟有那么多人，曾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扶过我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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