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日，在家乡一座大山的寺庙旁，望着山脚下白雾缭绕的村庄，林夕对我说：“命运给我的舞台就这么大。如果我生在更好的家庭，有更大的空间，我还会……”言毕默然。

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和林夕相识，缘于文字。

2006年11月，我收到一篇来稿，长达2万多字。我花了半个多小时把稿子通读一遍。要知道一般的来稿也就两三千字的。

看完文章，我决定破例采用。一是因为真实，二是因为细腻，三是因为文章中流露出的叹惋和决绝。不对疾病有着切肤之痛，不可能写得这么真切。

文章结尾说：“现在的我每天吃七片药，躯体症状还没有完全消失，焦虑恐惧还不时袭来。可我已经不再害怕，不再有强烈的病耻感。我要带着症状活下去，即使与抑郁终身相伴，我都要坦然接纳自己的病，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文章太长，我精编成四篇连载，定名为《未竟抗郁路》。而当开启抑郁采访之旅后，我想到了她。

（一）

5月30日，我坐长途汽车，在深山中盘桓了3个小时，到了她所在的县城。此时已是午后，她和她的丈夫在空旷的车站广场等我。她穿着艳丽的旗袍，喜笑颜开，眉宇间毫无病态。我有些不敢相认。

“先去吃饭。”她抢过我的背包，亲热地说。

到了城边一个“农家乐”餐馆，一桌人在等我，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等。她穿梭来往，应答机敏；神采飞扬，言笑晏晏。

这哪有疾病的影子呢。

吃完饭，又去采摘。同去的有她的堂妹，她的一位闺中密友，还有一位50多岁的女性，她们叫她“李老师”。

在樱桃园，她们如快乐的云雀，我则心神不定。回去的路上，我对她提意见：“我是来采访的，不是来吃和玩的。”

她对我说：“其实我是有安排的。我给你找的人，都见证过我的过去。比如，李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她知道我初中是怎么过来的。”

我问：“那你现在怎么这么好？”

她想了想，答道：“面对痛苦，骄傲地活着。”

（二）

童年是她一生的痛。

9岁时，她的母亲去世。病因至今不明，据说是蛇盘疮。母亲留给她永远的印象是歪在床上，一直歪到最后，浑身烂，烂到骨头架，痛苦死去。这是她一生的阴影。

她家里还有父亲，哥哥，弟弟，以及奶奶。农村的习俗，男人在外干活，女人掌家。妈妈卧病，奶奶老病，家里只有她是女人。从7岁起，她就接过家务，伺候母亲，端饭，端尿盆。奶奶坐在炕上支使她做饭、做针线。从小，她就对自己说：快长大，快挣钱，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

10多年后，她实现了这个愿望。考上了自费大专，走出了深山，毕业后成为中学老师，端上国家铁饭碗，7年后居然当上了学校的教导主任。

时来运转并非偶然。她是聪慧的，从小就有目标，有想法，也为之努力。她有写作的天分，一会写字就用写作来打发痛苦和寂寞的时光。她记得她的第一篇“作品”，是10岁时写给叔叔的一封信，内容是：“二叔，家里没吃的，要一袋面。二叔，我没衣服，你把妹子穿剩的裙子给我一条。”

命运就这么奇诡。就在她逐渐攀登到自己人生高峰时，她得了怪病。时为2010年。

后来知道，她的病是抑郁症。

（三）

林夕所在城市，是一座美丽的山地小城。四面环山，风景秀丽。但在中国，这样的地方，精神卫生服务水平不高，她的治疗也走过弯路。

一是诊断。她以失眠起病，6年后，才知道自己得的是抑郁症。诊断错误，自然不可能对症下药。

二是治疗。那时的林夕，以及她的家人，没有人听说过抑郁症，当然更不懂如何治疗。6年间，她服药稍有好转就停药，随后复发。反反复复，两度入院，痛不堪言。

三是社会的歧视。当初她住进精神病院，是别无选择。丈夫说：“你想好了，出院后你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她答：“我不管，只要能睡着觉，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

出院后，她才明白她的丈夫的忧虑。同事来看她，小心翼翼的说话，好像有意回避着什么；也有爱闹玩笑的同事，时不时刺激她：“好好活着吧，可别爬上三楼往下跳，再住院，我们还得拿两瓶罐头看你去。”

甚至她回到婆家，躺在里屋，也听到家里人议论：“她到了我们家，对她这么好，什么也不用她干，为什么还得这病？”

时至今日，病耻感和社会歧视，仍是对抗抑郁症的大敌。可是，在对林夕的采访中，完全看不到她被歧视的痕迹。大家夸奖她能干，有文才。看得出她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我问她：你是怎么让大家理解并接受的？

她的回答很简单：“我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四）

对林夕的采访，也是关于抑郁症用药的交流。

久病成医确实不假。现在的她，已经熟知很多精神医学知识。她对抑郁症药物治疗的心得，都是从自己的痛苦中总结而来。

甚至她的丈夫，也了解抑郁症的很多知识，懂得如何旁观她，帮助她自我觉察，随时随地调整用药。

记录下她的几句话：

“抑郁症虽然很折磨人，却没有那么可怕。抑郁症不是最糟糕的病，抑郁症病人也不是最倒霉的病人，远比得了癌症等绝症要好的多。”

“要及时去医院。很多病人不敢去精神科看病，到药店买药吃，或者去综合医院的神经科去看病，或者看心理医生，或者针灸按摩，或者吃中药，怎么治也治不好。”

“西药对治疗抑郁症的效果是最好的。普通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在市县级的精神科就能治疗。有病就医是天经地义的事。去掉病耻感，勇敢的走进精神科医院，坚持规范治疗，你的病就有希望了。”

（五）

在林夕的办公室，打开她的电脑，我惊叹了：她的文件夹，密密麻麻，整整齐齐，井井有条，管理得非常完善。

除了工作文件，还一个是她的作品夹。十几年对文学的热爱，汇聚于此。

回京后，她把她的文字，全部整理出来发给我。总共十几万字，都没有正式发表过。我大体浏览一遍，大多是写她的故乡、童年、亲人、朋友。文笔细腻而质朴；当然，也不够圆熟。

我对她说：“有迟子建的风格。如果你是一个名人，这些文字雕琢一下就可以发表了。”

她说：“发表不发表没有关系，这是写给我自己的。这一两年，我逐渐想明白，我得抑郁症，主要还是源于我内心的冲突。写作可以通达我的内心，帮我平静下来。”

向“渡过”投稿，是她的第一次尝试。2.4万字长文在“渡过”上连载发表后，她又接连向其他公号投稿，分别发表了《哑娘》、《屋顶上的牡丹》、《姑父走时，正值花开》、《春游榆木岭》、《家的味道》等文章。

每有文章发表，她就毫无顾忌地邀请亲朋好友阅读、打赏。这给她带来极大的快乐。

“在文字中渡过。”她说。

（六）

6月1日， 林夕邀集她的几个同学，和我同游她家附近的一段野长城。

这段长城位于县城西南30公里的崇山峻岭中。此地高山对拱，地势险要；史料载，明洪武年间，徐达于此设关，建城堡。万历三年（1575年），戚继光曾率兵由此出关阻击来犯之敌。

同游的几位都是她的初中同学。有的多年未见，是在她病后重新联络上的。前些年，她只顾工作，忙于单位烦琐事务，情绪起起落落。不期而遇的疾病，让她停下脚步，重新审视自己与家人、友人、邻人的交流和互动。她加入同学群，成了活跃分子，安排给有病的同学捐款，组织同学聚会。这些同学在她最困难的时候，陪伴她渡过艰难岁月。

她还记得，一位朋友送给她一个花瓶，插了三朵盛开的鲜花，说：“每天看着鲜花，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她知道当然没这么容易，但她感受到朋友的关爱，希望在她荒芜的长满草的心园里，播下花的种子，等春天来了，就能开出美好的花。

除了同学、友人的交往，她还加入了当地一个“正能量群”，当上副群主，每月捐款救助孤寡老人。

她还学会了化妆。以前她素面朝天，生病后连抹护肤品都省掉了。就在最近，她买了一套化妆品，第一次支起小镜子，画了眉，涂了口红。又买了几件喜欢的新衣服，用心琢磨衣服的搭配。

“如果你以前见过我，现在会觉得我换了一个人。”她说。

这是正午时分，烈日当头，山间别无游人，好在凉风习习，不觉得燥热。一队人沿着古城墙鱼贯攀行，完完全全地被大山淹没了、包容了。

攀上山顶的烽火台，万里河山尽收眼底。她对我说：“人到了四十岁，要随着自己的心生活。怎么活着觉得舒服，就怎么活。出去看看山水，此时的山是山，水是水。山你可以望得很远，水你可以看得很清。”

（七）

在她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她曾提到，在她工作的学校旁，有一座寺庙。难受的时候，她会一个人去寺庙，在寺庙外的一颗古树下看书。

乡校、寺庙、古树，曾经激发过我的许多想像。采访间隙，我提出：带我去看看那座寺庙吧。

这座寺庙掩映于深山之中。其实离她工作的学校还有一段距离，而且要走过一片荒芜的原野。屈指一算，她在这里工作了18年。18年间，日出黄昏，她不知道多少次爬过这座山。她回忆：“我最喜欢在冬天爬这座山。我感觉人生如这冬天，赤裸而真实，残酷的真实！”

我能听出她的潜台词。十几年职业生涯的拼搏是艰难的。而这座山，对于心性敏感的她，无疑是一种抚慰。爬山对她不仅是锻炼身体，更为她愈合了许多人生的伤口。

“病的时候，我的心很灰暗，常常望着山想，我再也不能登上去了，我的人生彻底完了。后来病好了一点，我就咬着牙爬山。我要看看我的病到底好没好，还能不能爬上这座我无数次爬上的小山？”在向寺庙走近的时候，她对我说。

我们终于爬上了山顶。天空寂静而清亮。荒野无人，万籁俱寂。

山风呜呜地从耳边刮过。脸很冷，脚下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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