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6月中旬的一天，昔日的小同事、财新传媒记者黄姝伦来电，请教如何采访农村抑郁妇女。我问她在哪里？怎么回事？她告诉了我一则新闻线索：

致力于中国农村教育改善的国际机构REAP，在秦巴山区七个国家级贫困县42个镇区下辖42个村，开展留守妇女抑郁问题调研，发现24.5%的被访人有轻度或更高的抑郁倾向。其中，10.7%程度较轻，11.1%中等，1.8%较为严重，0.9%超重。而且奶奶或外婆的抑郁倾向比母亲更为严重。

我一激灵，这个新闻线索太有价值了。随即致电财新传媒主编王烁，表示愿意跑一趟，和姝伦一起把这个线索做成封面报道。我说，这个新闻线索集合了一个重大独家新闻的所有新闻元素：城镇化、抑郁症、乡村空心化、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农村医疗……

王烁、舒立一致支持。三小时后，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二）

随后仔细了解了一下REAP调研的前前后后：

多年来，REAP一直在中国贫困农村开展儿童早期发展干预项目，探索如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在此过程中，团队学者注意到，有些儿童在“社会情感”方面发展滞后，这和他们的养育人密切相关；再进一步发现，他们的养育人，大多是留守妇女，其中很多存在抑郁倾向。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2016年4月起，REAP团队开始调研农村留守妇女抑郁问题。他们访问了708位母亲，年龄范围为16岁-50岁，平均年龄28岁，有抑郁倾向者占比21.8%；268位奶奶（外婆），年龄段为33岁-88岁，平均年龄54岁，有抑郁倾向者占33.2%。

REAP使用的调研工具是国际通用的DASS-21抑郁、焦虑和压力测评量表。我知道，这个量表多用于临床诊断参考，测评得分高，只说明测评者有抑郁情绪，并不一定就是抑郁症。尽管如此，上述调查结果仍让我震惊。它验证了我的一个判断：抑郁与长期的贫困高度相关，中国最大的抑郁症群体是农民；而在中国农村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两代留守妇女以自身的抑郁，成为乡村变迁阵痛的苦难承受者。 

（三）

第二天上午，我和姝伦会合，开始采访。

为什么选择秦巴山区？这带有某种必然。

秦岭山区即秦岭、大巴山及其毗邻地区，境内崇山峻岭，绵延起伏。这里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耕地分散、稀少，工商业基础薄弱，农民人均纯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多村民不得不离开本乡本土，去外地打工。

打工有效地改善了农民家庭收入状况。但是，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而城市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不能对农民工一视同仁，很大一部分农民工不得不只身进城，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由此产生。据民政部2015年数据，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的数量达4700万人。

正因为此，城镇化在为中国带来进步的同时，也给乡村带来了裂变。两代农村留守妇女独自肩负家庭重担，忍受夫妻分离，牺牲自我发展，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种种苦难和不幸的承担者。

秦巴山区正是这样一个转型期中国乡村的样本。 

（四）

在秦巴山区数个山村，我和姝伦走进农家，观察留守妇女的生存状态。

她们的抑郁情绪或重或轻，共同的表现是：失眠、头痛、昏沉、无力；情绪低落，烦躁易怒，快感缺失；觉得生活无意义、无价值，心灰意冷，悲观消极……快感缺失、情绪低落、易怒，等等。

我从事农村问题报道多年，自认为对农村是了解的。但此次采访中，农村留守妇女流露出的悲戚，对留守乡村的厌倦，仍让我心情沉重。

记录下这样一些话：

“出去打工虽然辛苦，但过年回家手里拿着钱，再累也算有收获。最苦的是没办法打工的，在家累一年，看不到成绩，平常孤独，压力太大。”

“男的一年到头到处出去打工，把媳妇丢在家里。又要看家，又要照顾孩子，还要种地，非常非常累。”

“最苦最累的是我们，也不特别老，要带孩子、管家。不能出去打工，挣不了钱，心里发慌。”

（五）

她们为什么抑郁？

采访中发现，这些妈妈、奶奶、外婆产生抑郁情绪的因素是综合的。包括因病返贫、家务农活的劳累、乡村封闭生活的无聊、精神的苦闷、缺乏社会支持，等等。

一是贫困。

一位农妇，有一对龙凤胎。我们到她家时，两个孩子正在客厅里奔跑、嬉闹，一刻不停，闹得沸反盈天。她看着一双儿女，笑容掩饰着疲惫。她说，前两年龙凤胎刚出生，因为早产，他们的命像被握在老天爷手里，医药费动辄上万元，负债累累。“动不动就流眼泪，自己都感觉快失常了。”

二是疲累。

一位奶奶，53岁，一人带着两个孙子，小的不到3岁，大的6岁。“每天很累，早上要6点钟就起，做饭，送孩子上学，洗衣服，晚上10点钟睡觉，没有闲过。”

另一位奶奶，长期失眠，白天孙女不分时间段地哭闹，她只能抽空做饭、做家务；好不容易支撑到晚上，孙女睡了，可以休息了，却头疼得睡不着。自家的房子还是旧的，二儿子还未成婚，这些烦心事让她在乡邻面前抬不起头，“越想越烦，到半夜终于困乏，娃开始闹，又没法睡了。”

“这样的生活有快乐吗？”我问。“不快乐，不是在为自己活着。”她答。

养育孩子，不仅仅是管吃喝，还要负责他们的健康成长。这对于独立承担养育职责的留守妇女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根据REAP的访谈样本， 50%的养育人认为“养育孩子是负担”。

 三是孤独。

在中西部农村，家庭内男女角色仍然是不平等的。一旦遭遇重大变故，多是女性放弃个人追求，为家庭牺牲自己。

我采访了一位90后母亲，本来是在外打工，婆婆照顾孩子。公公突发脑溢血后，婆婆忙不过来，她不得不回家带孩子。婚前，她也算是个时尚女孩；现在，昔日的小姐妹都在外地打工，只有她“每天都围着孩子和家里转”。繁重的家务劳动、封闭的乡村生活，让她倍感孤独，郁郁寡欢。

四是无价值、无意义。

一位50岁左右的乡村女干部对我说：“农村没有就业渠道，我们文化程度低，稍微复杂一点的事情就做不好。机械化、电脑化让我们跟不上时代发展，不知道我们这代人的结局会是什么。”

“我常常恨我自己，觉得自己是无用的。”一位不识字的留守妇女说。

任何人都有价值实现需求。这些留守妇女，如果能找到工作，能挣钱，就会增加自信，产生满足感。被捆绑在家乡，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无力把握命运，是一些留守妇女抑郁的更深层次原因。

回到北京后，我采访了安定医院院长王刚。他对我说，农村妇女出现心理问题，体现为抑郁情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农村妇女的情绪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具有丧失的特征。由于丈夫在外面打工，她们面对一个不完整的家庭，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在情感上，孤独、寂寞，缺乏理解；有心事，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消极情绪难以及时得到缓解。而抑郁情绪没有得到适当干预，长期存在，就会发展成抑郁症。”

（六）

留守妇女精神状态，成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尚未完全走出贫穷、不得不承受城乡裂变的中西部贫困农村的一个缩影。

更严重的是，对她们的状况，少人知晓，更无从干预。

目前，中国基层的精神健康医疗服务相当薄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14年，中国约有2.3万名精神科医生，相当于每10万人只有1.7名精神科医生。有的贫困落后县，甚至连一个精神科医生也没有。

具体到某西部省，据该省卫计委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4月1日，尚有54个县（区）未开设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近一半的县区精神卫生医疗服务仍处在盲区。全省街道、乡镇级精神卫生机构实际开放床位仅423张，精神科医生仅64名。绝大多数乡镇无精神科医生，不能提供精神病基本诊疗服务。

前述那位留守奶奶，她渐渐发觉自己有些“不对劲”，但选择了逃避。她不相信本地的卫生院，觉得看了没用，大医院一个人也去不了。她也没告诉家里人，“干嘛给娃添负担。”

我访问的一个村庄，惟一的村医兼任着电工，上午要去电站，傍晚才穿上白大褂。

与此相应，在农村，对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存在诸多认知误区。很多人以为抑郁症就是“想不开”。“不要去想它了”“开心一点”“大家都是这样的”。更多农村妇女，当抑郁情绪来袭只能默默忍受，“扛过去”。她们甚至搞不清，她们的痛苦到底是病造成的，还是生活本来就艰难困苦。

传统乡村的困境正在与城镇化切割、碰撞、叠加，农村留守妇女的抑郁，只是一个缩影。

怎么办？这个大大的问号，留在我心里。

黄姝伦、汪苏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