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10月21日发布消息：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因患抑郁症，于2018年10月20日晚在其澳门住所坠楼身亡。

近年来，抑郁症患者自杀事件经常见诸报端，但今天这则新闻，自杀者是高官，且由中央政府部门公开宣布，格外令人触目惊心。

据报道，郑晓松离世前一天，即10月19日上午，他还在其办公楼会见了某智库负责人一行。从照片上看，他的神态正常，并无异样。

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经历的挣扎。

于是，我想起了我经历的一件往事。 

（一）    

去年夏天的某日，一位地方高官托朋友辗转联系上我，向我咨询抑郁症治疗问题。我们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见了面。通过交谈，我判断这位官员已经患上抑郁症，而且到了中度。我建议他立即到正规精神专科医院求医。他和他的妻子都面露难色。后来他们再没有找我，我至今不知道他到底治疗了没有，最后怎么样了？

我只记得，和这位官员的妻子告别时，我问她：“以你们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找我咨询？”

这位妻子叹了口气，告诉我：如果丈夫得了其他病，秘书自然会做出安排，甚至请当地最好的医生来家里诊断、治疗也不是难事。而得了抑郁症，即使有医疗资源也不敢用，就怕走漏风声，被人知道得了抑郁症。

我问她：“就算被人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她又叹了口气，说：“如果得了抑郁症，这形象就没了。”

她没有再说下去。我能听出她的潜台词：假如官员得了抑郁症被外界知晓，他的仕途就可能受到影响。而一位官员仕途受到影响，对他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我心里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中国优质医疗资源高度稀缺，普通人和达官贵人能够享用的医疗资源是有区别的；可是，在精神疾病治疗上，一位地方高官和其治下的芸芸众生，却以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实现了平等。

（二）

看完这条新闻，我信手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官员自杀”，瞬间获得如下条目：

自2009年至2016年，全国有248名官员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其中约半数被明确诊断为抑郁症；

2018年5月21日12时许，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参加完一个工作会议后坠楼身亡；

2017年4月9日下午，安徽蚌埠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肖超从办公楼坠楼身亡；

2016年5月24日早晨，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马立军在单位坠楼身亡；

2014年12月14日中午1时30分左右，张家口市宣化区委书记岑万俊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我注意到，官员抑郁症自杀，有一个特点：很多都是在单位发生。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们这样做，也许出于事业心、责任感；但同时，我还有一个判断：他们的疾病不为人所知，他们也不愿意为人所知。

由此，我想起一个词：微笑型抑郁症。

（三）

“微笑型抑郁症”并不是一个医学诊断，只是一个形象的描述。

微笑型抑郁症患者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不愿意倾诉。他们尽管内心极度痛苦、压抑，表面上却面带“微笑”。只是这种微笑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而是为应付工作、应对社交而强作欢颜。他们的行为具有表演性质，“微笑”过后，是更深刻的痛苦和悲凉。

微笑型抑郁症患者大多是身份高、地位高的成功人士，男性多于女性。他们可能大权在握，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其实和普通人一样，也会有困惑、苦恼、无奈、悲伤，但为了维护“能人”、“强人”的形象，不愿意放弃“尊严”，不能对外倾泻负性情绪，因而时常陷入恶性循环。

比如我前文提及的那位地方高官，即使怀疑自己罹患抑郁症，也不敢公开寻求帮助；而在当今现实中，官位越高，朋友越少。他们内心有压力无处释放，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崩溃。在公开场合，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支撑形象，而当一人独处，内心压抑的痛苦和悲凉就会涌上心头；加之抑郁症本身的各种身心症状，瞬间会让他感受到生之无趣。

我想，这或许是有些罹患抑郁症的官员，突然在办公场所自杀的原因。

（四）

由此，我又想起了一个词：病耻感。

 所谓“病耻感”，顾名思义，是社会大众对某种疾病的负面评价和反应，以及患者本人由此内生的羞耻感受。

病耻感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对患者、乃至患者对自身的排斥。

并不是所有疾病都有病耻感。一般来说，病耻感最严重的，一是传染性疾病，二是精神疾病。

 为什么抑郁症会有病耻感？据我观察，无非是因为社会大众对抑郁症有这样一些错误认知：病人是不正常的；犯病是有特殊原因的；得这个病的人是软弱和脆弱的——简单一句话，他们是异类。

抑郁症之所以复杂难治，疾病本身是一个原因，病耻感又进一步推波助澜。在病耻感视角下，抑郁症患者性格软弱、心胸狭窄，不适应环境，是社会竞争的失败者；甚至有的患者也会自我怀疑，认为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没有价值的，从而自卑、自怨、自怜。

这实在是一个浅薄的误解。其实，抑郁症之有和无，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没有绝对的精神健康，每个人都不可能保证自己永远和抑郁症绝缘。

 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不一样。判断躯体疾病，有明确的身体指征和生化指标，但抑郁症不是这么直观。当今医学模式已发展成“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如果采用其中生物模式的“神经递质”假说来解释抑郁症，可以这么表述：抑郁症的生物学本质是大脑内神经递质失衡，它的病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曾不假思索地认为，抑郁症是患者意志不够坚强所致。深入研究后才知道，未曾患病的人，也许永远也不能体会患者内心的挫败、孤独和苍凉。由于大脑发生功能性病变或器质性病变，他遭遇意志无法控制的精神障碍和痛苦。局外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居高临下甚至带有一丝优越感地同情、开导或者指责他们，是不科学、也是不公平的。

由于病耻感，很多抑郁症患者在社会上饱受歧视。他们不愿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不敢光明正大求医，不能向身边人求助；得强颜欢笑，咬着牙工作，身心俱疲，苦不堪言；甚至耽误了治疗，甚至走上绝路。

所以，病耻感是抑郁症救赎之路上的大敌。

（五）

再回到今天这则新闻。

当今社会，很多人有“仇官”心理。听说官员得了抑郁症，或有讥讽之心。我觉得，这样无差别地看待官员，也是不公平的。

客观而论，如今的官员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压力时期。方方面面都对官员有较高的要求，他们要完成各项指标，要应对各种检查，要维稳，要扶贫，更害怕一票否决；而一旦表现出抑郁、焦虑等症状，就会引发各种猜测。上级会怀疑他的能力，平级会争抢他的领地，下级会挑战他的权威。因此，和普通人相比，官员罹患抑郁症的后果更为可怕，他们的病耻感，也因此较常人更为严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病耻感可以视为某些官员抑郁症自杀的助推凶手。

抑郁症不分阶层、不分地域、不分职业。应对抑郁症，从打破病耻感开始！

本文首发“渡过“公众号，扫码可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