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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父亲祖籍南京，抗战中全家逃难到重庆，成年后辗转去香港，1949年从香港回内地，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苏北。我在苏北农村长大，1981年父亲平反，我随父亲从农村逐级迁居乡、镇、县、市，最后求学定居北京。前半生，我一直漂泊，从不识故乡为何物。
也因为此，我从小喜欢游历。大概还在小学，从《警世通言》上读到一篇故事，叫《李白醉草吓蛮书》。其中讲到，李白得罪了皇帝，被逐出京城。皇帝怕他受苦，送给他一面腰牌，上面写着，“御赐李白无忧学士，逢坊吃酒，遇库支钱，府给千贯，县给五百贯”。于是李白好不神气，一路游山玩水，钱用完了，就到当地政府亮出腰牌，县令就得管吃管喝。
这个故事让我很神往。我从小就向往有这么一块腰牌，可以无忧无虑，走遍天下。
后来，读了大学，我毫不犹豫选择了新闻专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职业可以到处游逛。很长一段时间，我当的是机动记者，专门跑突发事件。我选择新闻题材，往往有两个考虑：一是看它新闻价值有多大，二是看这新闻发生在哪里。如果对这地方有兴趣，甚至仅仅对地名感兴趣，能引发我的遐想，我就会欣然前往。所以，30年新闻生涯，我去过很多奇奇怪怪的地方。
当记者，就得能跑路。上世纪90年代，交通远没有现在这么便利，采访经费也不足，去偏僻的乡镇、矿山、油田，经常要步行。慢慢就练出了走路的本领。直到现在，我50出头，依然健步如飞。一般10公里内，只要有时间，我从不坐车，抬抬脚就走过去了。
就这样，对“行走”的偏爱，贯串了我的人生。
（二）
2011年下半年，我突发抑郁。现在看，我康复得比较好，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便是能走路。而“走路”，也就是锻炼身体，对于我的康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渡过1》后记中，我这样写道：
“从病愈后第一天起，我就开始了体育锻炼。两年半以来，除了出差去外地，无一日间断。渐渐地，体力健旺，身体轻盈，走十几公里山路不觉得累……如今，锻炼已经成为我每天的必修课。一日不动，临睡前就似有所失，一定要补上才能踏实。晚上锻炼，穿行在树的暗影中，耳边风声飕飕，身体轻盈得似乎消失，竟会有一种凭虚御风的漂浮的感觉。”
后来，我迷上了摄影，更是把行走和拍照结合在一起。和文字不同，每一张照片都是在实地拍摄的。最近四五年，我拍摄了几万张照片。为了拍照，不知不觉，几公里、十几公里就走下来了。这就是摄影的疗愈作用。
（三）
2015年，我创办了“渡过”公号；2018年至今，“渡过”获得较大发展，我也渐渐被催生出“雄心”，试图“探索一条综合、全程、全人关怀、个性化的精神疾病疗愈之路”。
话虽如此说， 50岁后创业的我，内心深处，“行者”本色未变。比如，2017年，我给自己安排了创作《渡过3》的任务，历时半年，走过16个省区、28个县市，采访了40多个人。这是我告别新闻职业生涯后，又一次自费的全国性游历。
时至今日，我当然愿意“渡过”的事业能够做大，越大越好，蓬蓬勃勃；我更愿意，当“渡过”渐成规模、可以自行发展后，我还能回归“行者”本色。
这就再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及的“李白腰牌”的故事。那是2001年前后，我投奔《财经》杂志社，在那儿遇到一位同事，叫王明华，人称“王博士”。起先我真的以为他是博士，后来才知道他是修电脑的，因为技术好，大家笑嘻嘻地尊称一句“王博士”。
一次，和明华闲谈，得知他岁数不大，已经走了很多地方。他还告诉我，将来还要去哪里哪里，新疆西藏之类。我问：“你怎么谋生呢？”他答：“我会修电脑啊，现在谁都要用电脑，我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工作。先修电脑，攒了钱，再去下一个地方。”
很多年过去了，明华这句话我还记得。就是那次，我给他讲了“李白腰牌”的故事，还由衷地表示羡慕：“你也有这块腰牌，就是你修电脑的技术。”
今天再次想到这个故事，突然间，颇为自得。不经意的人生转向后，我现在也有三门技术在手：写作、摄影、做心理咨询——这三门手艺，似乎都是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的。
也曾少年轻狂，也曾睥睨天下，也曾志得意满，也曾舍我其谁。而今理想变得很简单也很纯粹：一技傍身，行走天下；不为物累，不缺钱花——这就是我理想中的“行者本色”。
且庄且谐，是为后记。
2019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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