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和同事杨哲宇兄闲谈文坛掌故。哲宇问：“你写过改变你命运的那件事吗？”我答：“没写过。也谈不上改变命运，至多是改变人生轨迹吧。”哲宇说：“你还是写出来吧，要不然将来你就忘了。”

这话对。16年了，别说将来，现在就有些模糊了。遵哲宇兄提示，我尽力回忆，做一实录。

（一 ）

1999年10月31日。

这天，我从武汉匆匆返京。此前10天，我作为工人日报编委会成员，在江西、湖北跑发行。10月30日，我打算回京，湖北记者站王四新兄挽留我再住一天，说要带我去长江边吃鱼。我说：“下次吧，明晚轮到我值夜班。”当晚便上了火车。

后来，谈及此事，大家笑称：“张进这是赶回去送死。”

抵京当晚，我走进工人日报夜班编辑室，开始轮值1999年我的最后一个月夜班。

值班编委的主要任务是把关。每个版面三道大样后，值班编委签字，报纸付印。这是出报的最后一道关口，谁签字，谁负责。

这是本月夜班的第一天，每个岗位都换了一拨新人。大家说说笑笑，气氛轻松。

我翻开当日稿单，头版头条是一篇消息，由时任工人日报常务副总编孟东明亲自安排，内容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在山东考察工作。

这样的官样消息本来没人看。我例行公事，漫不经心地扫一眼。没想到，刚看几行，就被吸引住了。

稿子中有这么一段：

“尉健行指出，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对工会工作有一种误解，认为工会工作就是组织职工开展各种文化体育活动，组织一下劳动竞赛。这种观念是由于历史上工会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所造成的……各级工会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不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工会领导机关要加强理论研究，没有理论指导，工会工作将出现盲目性。”

接下来：

“尉健行强调，我们党和工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工会工作又不同于党政工作。工会工作做好了，党政工作也就相对好做，党政工作和工会工作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对立的。工会工作如果仅仅依附于党政，那么工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读到这里，虽是冬天，窗外天寒地冻，但我如坐春风，耳目一新！须知，在那个年代，能把工会的独立性问题阐述得如此清楚、明白，且出自工会最高领导人之口，多么令人兴奋！

一般来说，这样的政治消息审定后，谁也无权擅动。我一字未改，但难抑激动心情，从消息中概括了四句话，做成四个小标题，意在强化效果。

这四个小标题是：“不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要加强理论指导”；“如果仅仅依附于党政，工会就没有存在必要”；“签订集体合同有规范标准，但不能被它束缚”；“在复杂的劳动关系下，更要建立职代会制度”。

四个小标题中，最关键的是第二个，正是这句话后来惹了大麻烦：“如果仅仅依附于党政，工会就没有存在必要。”

大约夜里2点，所有版面签完，我就回家睡觉了。

（二）

11月1日下午，我正在家，接到紧急通知：4点，所有副处级以上干部，到报社开会。

一进会议室，顿觉气氛不对：房间里满满当当，许多平常见不到的人都在；时任工人日报总编辑张宏遵拄着拐杖也来了。他因为摔坏了腿，一直在家休养。

时任社长瞿祖赓坐在桌前，面色凝重。会议开始，老瞿通报了从上午8点到下午3点发生的事情。

这天早晨，中华全国总工会分管工人日报工作的领导看到了当天的报纸。读完头版头条，他沉吟片刻，给时任工人日报常务副总编孟东明拨通了电话。他直截了当问：“健行这篇报道是怎么回事？健行审过吗？”

一句话把老孟问懵了。他答：“应该审过吧？”

这位领导说：“别说应该！到底审过没有？”

老孟说：“我马上问。”他当即电话询问此文作者、跟随尉健行考察的记者杨明清。杨明清答：“健行30日在山东讲完话，就去河北，我没跟去，稿子写好发到编辑部，让报社送审的。”

老孟后来回忆，他听到杨明清这个回答，数九寒天，浑身冷汗！

他不敢耽搁，立刻向全总领导汇报。领导连声说：“你们闯大祸了，你们闯大祸了！”他说：“只能向健行主席报告。”

当天，全总领导和瞿社长、孟总，赴中南海，面见尉健行。

尉健行已经得知此事。据老孟事后回忆，进了门，见到尉健行神情凝重，为了缓解气氛，他说：“健行主席，你讲得很好啊！”尉健行更生气了：“我没这么讲过！”

随即研究如何善后。当时考虑了三种方案：一是仅内部处理，不作公开表态，但愿此事无声无息过去；二是低调发一个更正；三是高调更正，宣布重印报纸，收回旧报。

据老瞿回忆，几个人反复研究了好几个小时。最后还是决定，采用动作最大的第三个方案。尉健行说了一句话：“我们总得为历史负责吧！”

后来大家分析，尉健行最后下此决心，可能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是为1999年，15大之后的第二年。

于是，瞿社长和孟总两人亲自操刀，逐字逐句草拟“重要更正”，尉健行最后敲定。内容如下：“由于记者所发稿件严重失实，甚至臆造了一些提法，加之编辑部把关不严，未与有关方面核对，造成不良影响。现特将本报1－4版重印，同时将原报收回，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至此，这个事件定性为“严重失实”；记者“臆造”。

据瞿社长回忆，尉健行敲定方案后，苦笑着说：“我被你们害苦了！你们说，就算发了更正，全国读者能相信我没说过吗？”

他一声长叹：“啼笑皆非，无可挽回！”

从中南海回来，瞿社长和孟总决定召开这次全体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

当晚，工人日报夜编室前所未有地繁忙，同时做了两张报纸。一张是正常的11月2日的工人日报；另外重做了11月1日的报纸。新报和旧报排版一模一样，初看没有区别，细看头条内容大不一样，是一篇新的消息。

此时的我，虽然犯了错误，但尚未处分，戴罪之身，仍需履职。当晚，社长、总编、副总编等，齐聚夜班。大样出来，老瞿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看完，默默递给老孟。老孟也一个字一个字看完，默默递给我。我也假装再看一遍，这时我的身后站了一圈人，都伸着头看大样；众目睽睽下，我在大样上签上我的名字。

第二天，新报发出，同时宣布收回旧报。可是，如覆水难收，报纸既已发行，如何收得回来？只是提醒读者收藏而已。

（三）

接下来，是处理、整改。

闯祸的记者杨明清是第一责任人，星夜传唤到京，安置在报社附近的一个宾馆。那时，我还兼任记者部主任，杨明清是我直接下属。因此，尽管我也在被审查之列，瞿社长仍然派我去做杨明清的思想工作。

首先要弄清楚事情的过程。杨明清告诉我，10月20日至30日，尉健行先后到烟台、威海、青岛、济南、聊城等地考察。考察结束前，在济南召开的工会干部会议上，他脱稿做了以上讲话。

杨明清说，当时，他和在场的所有工会干部一样，非常振奋。会后，他根据录音整理成文。此时，尉健行一行去了河北，他就把稿件传回报社，自认为报社会派人送审，岂料阴差阳错！

不过，我最关心的是，尉健行到底有没有说那句话？对我的疑问，杨明清激动地面红耳赤：“他说过！我有录音！”

我让他把录音拿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听了四遍。平心而论，那确实不是尉健行的原话。他说的是口语，杨明清加工成书面语。但不能否认，他确实表达了工会应该有独立性的意思。

从另一个角度看：尉健行这篇讲话，高屋建瓴，清楚透彻。杨明清以一个普通记者的水平，想“臆造”还真到不了这高度。

我把杨明清的说法汇报给调查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很着急，让我做杨明清的工作，“再不敢说你有录音了！ ”

一个月后，处理决定下达：社长瞿祖赓免职；总编辑张宏遵免职（尽管整个事件中他一直在家休病假）；另一位副总编免职（完全是受牵连）；常务副总编孟东明免职、记大过；记者杨明清留社察看；身为编委和记者部主任的我行政警告。此外还有其他几位各个关口的同事被处分，具体情形记不清了。

在等待处分的一个月里，张宏遵总编辑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说：“张进，我知道你觉得冤，但你确实有责任。你是记者部主任，对杨明清负有领导责任；那天你是值班编委，负有把关责任。你是我直接管的，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推脱责任，装怂，咬人，给我丢脸。”我说：“张总，你放心，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一样不会推。”

16年过去了，张总这番话，我一直记得。

这一年，我33岁。

（四）

现在回忆，1999年的最后一个月是煎熬的。白天，我要接受询问，反复写检查；晚上，还要值夜班。而且这个月的夜班，社长、总编都来盯着，我只是摆设。几个人来回把关，所有版面都签完，已是夜里三、四点。一个月下来，身心俱疲。

12月1日，刚结束夜班，我找到瞿社长，说：“老瞿，我这个月累了，想出去散散心。”老瞿问：“想去哪里？”我说：“兴之所至，随便逛逛！”老瞿问：“要不要我给你安排？”我说：“不用，我自己随便找个记者站转转。”

但我没去记者站，而是应一个旧约，去了山东荣成海边一个叫石岛的小镇。

到石岛的第三天，上午，在一个企业参观的间隙，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老婆说：“报社一定出事了。”我问：“你怎么知道？”她答：“昨天晚上，你的记者一个接一个找你，知道你不在，立刻挂了电话。”

我也觉得不得劲，立刻给报社打电话。于是得知，12月3日下午，全总来了很多人，宣布了上述处理决定。

尽管有心理准备，如此一锅端还是让我震惊。这一天，我神不守舍，勉强按原定计划看完两个企业；晚饭后，托故谢绝了娱乐，一个人回到宾馆。

接待方安排我的房间在海边。我站在窗前，凭栏远眺，整理纷乱的思绪。这是一个好天，没有风，月明星稀，满天清晖；大海呈墨绿色，沉默无语，声色不动，让我感到莫名的不安……我在窗前站到大半夜，最后，“咔哒”一下，关上灯。似乎听到“哗”地一声，月光如水，从窗口倾泻而进，铺满了整个房间……

第二天，接到社办电话，传达瞿社长的指示，让我火速回京。新社长到任，要和大家见面。我作为主要当事人不在，显得有情绪。这话有理，我决定回京。

天亮后，下了火车，家也不回，直奔报社，立刻去找瞿社长。老瞿说，现在就去见新社长太突兀，不如下午编前会上见。下午4点，我进了会议室，新老社长并排坐着。老瞿见了我，立刻介绍：“这就是张进。”新社长站起来，隔着会议桌和我握手。他盯着我看，握着我的手不放，幅度很大地摇动，说：“很年轻啊，哈哈！”我也使劲摇手，说：“哈哈！惭愧惭愧！”

又过了几天，清晨，7点多钟，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谁这么早来电话？我摘下话筒，还没放到耳边，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出来：“张进，你的事我都知道了，你在工人日报没戏了！到我这来吧！”

是胡舒立。

再后来，我就到她那儿去了。那时，她创办《财经》杂志，已有两年。

（五）

又是几年过去了。

2006年，我痛下决心，彻底离开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单位工人日报，档案也随之转移到某人才交流中心。

在为我封存档案时，工人日报人事处辛友谊处长，一位善良的人事干部，从档案袋里翻找出我当年的处分决定。他同情地说：“张进，处分就管几年，不是一辈子。你受处分已经六年，差不多了，我把处分决定从你档案里抽掉吧，让你干干净净地离开工人日报！ ”

我真诚地感谢他。但还是很坚定地对他说：“不用，就放着吧。我不觉得这是耻辱；这是我的光荣！ ”

（本文初稿于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