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5 月 23 日，“渡过”第三个实体 — “渡过”深圳心理健康中心成立。开业仪式上，我简单回顾了“渡过”的历程，把九年走过的路划分为四个阶段：

1. 个人体悟阶段；

2. 传播知识阶段；
3. 社区互助阶段；
4. 问题解决阶段。

我说，目前我们正处于第四阶段，并希望还能进入第五阶段 — 发现规律阶段。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探索一条“完全、实用、个性化、有温度”的心理健康之路。

人生最低谷

先从第一阶段说起。所谓“个人体悟”，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得了抑郁症 — 这是我在半百之年人生转向的渊源。

追寻我的抑郁轨迹，可以上溯到 2008 年的汶川地震报道。

那时，我在财新传媒的前身《财经》杂志负责政经报道。5 月 12 日，汶川地震，此后整整两个多月，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场新闻界的大会战中。

我清晰地记得，报道结束后的一天，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我突然感受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劳累。我甚至能依稀回忆起，那种“累”，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弥漫性的、梦境般的疲倦。它像海潮和黑夜一样，一点点泛起，逐渐淹没全身；我躺在那里，好像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全身力气被抽空，一动也不能动。

11 年后的 2019 年夏天，我在一篇文章中，把这个感受命名为“瘫痪性疲劳”，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抑郁是人体对于能量耗竭的消极自我调整 — 这构成了我的“抑郁完整认知框架”的逻辑闭环。

之后，我的状态逐渐下滑。失眠、乏力、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涣散……那时并不知道，这些正是抑郁症的先兆。

2011 年 11 月前后，我的工作能力断崖式下跌。情绪低落，反应迟钝，判断选题再不能决断；开小组会时，会突然大脑断片，张口结舌。同事们比我更早觉察到变化，一位小同事曾问我：“张进老师，你最近怎么不怎么笑？也不怎么说话，也不爱吃。是不是同事辞职你心里难受啊？”

我内心茫然，不知所以，只能苦涩地一笑：“大概是睡眠不好吧。” — 这是我唯一能做出的解释，因为我每天睡觉的时间，已逐渐从五六个小时，减少到三四个小时。

到 2012 年 3 月“两会”时，我已经发展到服用 2 粒安眠药，也只能挣扎着睡上一两个小时。给记者编稿，短短几百字，硬着头皮看了半天，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或者说，看到的都是字，却不能把这些字连贯成完整的含意。

非常恐惧，却不明其所以。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生命能量的流失，是抑郁症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恰在那一段时间，有几位同事先后辞职。3 月 9 日中午，我打开邮箱，又看到一位记者的辞职信。如果是从前，我会立刻惊跳起来，想方设法慰留；但那天，我反应漠然，因为已经没有能力表达更复杂的感情。内心深处，一个苍凉的声音响起：“走吧，走就走吧；我也干不动了。”

几天后，我提出休假。起先以为，休整几天就会好，哪知一旦脱离工作，绷紧的弦放松，立刻“病败如山倒”，病情急剧恶化。

在病愈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地狱归来》中，我如此描绘病中的惨状：

多年后，我把自己当时茫然和恐惧的心态，归结为“四无”：无知、无助、无望、无奈。

更痛苦的是要面对各种好奇、同情、惊诧、怀疑乃至轻视的目光。我曾不无悲凉地写过这样一段话：

抚今思昔，从 2011 年 11 月到 2012 年 9 月，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光。

转向精神健康

经过长达七个月的求医、误诊、试药，终于，2012 年 8 月，我临床治疗见效，进入疾病的另一个阶段：从抑郁相转向躁狂相。

三天之内，我的情况急速好转，身体、精神完全恢复。兴高采烈、精神健旺、胃口大开、健步如飞，似乎这半年的痛苦完全是大梦一场，是一段空白。

从抑郁转向躁狂，意味着疾病的复杂化，但对我来说，却是改变的契机。带着劫后余生的狂喜，我不知不觉开始了人生的转向 — 研究抑郁症，想搞清楚折磨了我半年之久的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并要把我的心得告知同病者，让他们少走弯路。

起初，我用的是“急用先学”法。首先想搞清楚，治疗为何会突然见效？于是把我先后用过的 11 种药，它们的化学结构、适应症、不良反应、毒理药理，挨个研究了一遍；这必然涉及抑郁症的病理知识，并扩展到对大脑的研究；同时阅读大量病例，增加感性认识；再后来，当零散习得的知识断片逐渐交汇，构成一张网络后，我找来大专院校的教材，系统学习一遍，对抑郁症的理论知识就基本完整了。

那个阶段学习很不容易，遇到疑难无人可问，只好乘回医院复诊的机会，向我的主治医生求教。最痴迷的时候，我甚至会在每周六赶到医院，旁观我的医生看病。那时北京安定医院的新楼还没有盖起来，我的医生的诊室破旧简陋，身边总是挤满了病人和家属，空气浑浊，乱糟糟一片，他无动于衷，从不驱赶。我在诊室一呆一天，无人过问，任由我观察医生怎么问诊，开什么药；有看不懂的，再回去查书。

如今，在安定医院宽敞明亮、管理规范的新门诊楼，这样的场景已经不可能看到了，所有无关人等都被挡在诊室门外，说是为保护患者隐私。但逝去的这一幕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让我觉得温馨。从个人情感，我更喜欢昔日拥挤嘈杂的旧诊室，而不是现在这个宽敞明亮、但却有些冷冰冰的新诊室。

从 2012 年 8 月到 2015 年 3 月，我边学习，边采访，边实践，陆陆续续写了许多文章，最后汇集成我的第一本书《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并由此进入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从建社群到写《渡过3》，行走在路上

《渡过1》出版后，我的小同事蓝方建议我做一个公号推广这本书。听从她的建议，2015 年 10 月，我创办“渡过”公众号，并写下我的初衷：“联合患者、家属、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共同打造一个精神疾病患者的互助康复社区。真实原创，知行合一，自渡渡人。”

最初，“渡过”公号只是我一个人的写作阵地。完全是顺其自然，“渡过”不知不觉成了一个交流平台，被许许多多患者视为家园。第一个社群建于 2017 年 3 月，其后裂变式发展。截至今天，“渡过”社群已有 60 多个，成员达 2 万多人。

发展迅速，非一人之力，是制度的力量。建群之初，我和各群主订立规则，最后归结为 24 个字：“独立社群，共同价值；民主议事，群务公开；观点自由，协同行动。”当时的想法是：干了 30 年新闻，懂得了一些道理，何不在自己可控范围内，“知行合一”，做一次社会实验？

几年磨合下来，如今，在“渡过”内部，大家已经逐渐接受了上述 24 个字，并落实为具体的行动。可以说，“渡过”社群的发展，为“渡过”的事业奠定了群众基础。

2017 年除夕，“渡过”公号的第二个年头，我在灯下给“渡过”公号写新年献辞。当时窗外暗夜无垠，鞭炮零零星星地闷响，烟花的光破窗而入。我停下笔，关了灯，沉浸在黑暗里。

我想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抑郁症科普行列，下一步，我应该把病耻感问题作为主攻方向。精神疾病从来都是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精神疾病患者，应把他置入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之中，包括家庭、环境、时代变迁，作动态地、历史地考察，才能理解疾病、理解患者。

由此，2017 年 4 月，我启动了抑郁症患者寻访计划：去全国各地，寻找有代表性的患者，进入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描述他们的人生境遇，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对其疾病和命运的影响，从而为当代中国的精神健康现象，提供一个真实、完整的解释。

在采访中，除了获取写作材料，我还给自己增加了一项任务：传播精神健康知识，帮患者家庭排忧解难。在重庆，我访问了一大家子，好几口人患病，全家总共买了 4 本《渡过》，还成立了一个微信读书群，叫“学习路上我们手牵手”。现在，这家人最小的患病的孩子，成了“渡过”的作者。

还有一位妈妈，从公号上获悉我的行踪，联系上我，希望我就近看一看她的儿子。她说，儿子本来品学兼优，今年寒假后突然拒绝上学，疯狂玩电脑手机，除了上厕所基本不出屋。两个多月了，昼夜颠倒，一天两顿饭。不和父母交流，不信任何人。

见她忧心如焚，我改变行程，去了她家，和孩子艰难地谈了一个多小时。当天晚上，孩子走出自己的房间，全家人一起吃了一顿晚饭。临别前，我和孩子爸妈商量了应对办法。我劝他们不要慌乱，不要急于让孩子上学；先恢复亲子关系，让孩子凝固的情绪流动起来，同时综合求治。现在孩子妈妈仍然和我保持联系，孩子也在一天天发生变化。

采访过程中，我同步在“渡过”公号上发表“采访札记”，很多读者得以关注我的行踪，甚至希望参与。一位前同事要求我带她一同采访；一位父亲请求我让他患病的儿子随行疗愈；一位读者提出如果我去他的家乡，他可以赶回家打前站……尽管我没有答应，但他们的信任让我感动。

我隐隐觉得，我的行动获得了某种追随。这个选题的特性，决定了我寻访的大多是中低层百姓。囿于环境的限制，他们平日很难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不同层次的文化。因此，我的到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价值和文化的传播。

时至今日，我如此认识《渡过3》的意义：首先，历时一年的采写过程让我对精神疾病形成了较为完整和独特的认知框架；其次，《渡过3》为“渡过”的事业准备了队伍，第一批骨干大多由此集结。所以，《渡过3》不仅仅是一本书，还是一个路标，一幅路线图。

“陪伴者计划”，“渡过”的旗帜

2018 年对“渡过”是重要的一年。经历了七年发展，“渡过”从传播知识阶段，渐次进入到实际解决问题的阶段。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必然。至 2018 年，“渡过”已成为一个心理障碍患者互助社区，患者和家属的痛苦，我们感同身受，这确立了我们的做事方式，是“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为标靶，以治愈为目的”，去探索更可及的疗愈模式。

从何入手？2018 年 3 月 5 日，我在“渡过”公号上发表《短期是诊治，长期是成长，全程是陪伴》一文，正式提出了“陪伴者计划”的概念。

推出“陪伴者计划”，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感受。回忆我自己，从患病之初的茫然无措、被迫就诊；到治疗无效、失望绝望；再到治疗见效、临床治愈，经历了无数严峻考验，走了很多弯路。我后来想，如果有一个过来人，能在当时某个重要节点指引一下，那该多么好啊。

再往后几年，陆陆续续有很多患者和家属找我做咨询，从中我了解到很多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病例，对精神疾病治疗的复杂性和特异性有了深刻理解。我认识到，精神疾病的治疗没有标准化的流程，和其他躯体疾病相比，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试错、更整体的把握、更精细的调整，而这些是现有治疗体系无法满足的。

关于“陪伴者计划”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

• 首先，精神疾病成因复杂，其病理至今仍不明确，无论药物治疗还是物理治疗，或是心理治疗，都是尝试性的，患者不可避免要“试错”，其疗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 其次，精神疾病过程环节漫长，从就医到诊断到治疗到康复，涉及更复杂的因素，需要更长的时间；

   

• 第三，精神疾病是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疗效必然和患者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而随着社会节奏加快、竞争加剧，患者的外部环境越来越严酷，这对其康复非常不利；

   

• 第四，精神疾病疗愈需要个人努力。毕竟精神疾病涉及精神因素，如果患者没有求治之心和相应的行动，神仙也无能为力；而患者的病况，恰恰使其难以努力。这是一个尴尬的怪圈。

上述四个难点，对精神疾病治疗的主体 — 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实中，目前中国精神疾病治疗的两大系统 — 医疗系统和心理咨询系统，都难以同时应对上述难点。

对医疗系统来说，当今中国精神医疗资源严重短缺，病人多医生少，患者首诊时间不足，复诊间隔时间久，调药难以及时、准确，疗效往往因此大打折扣；心理咨询系统更不如人意。心理咨询行业混乱，花费巨大，种种设置较为严格、僵化，人情味不足，求助者的治疗体验往往不够愉快。

除此之外，也许共同的局限是：部分医生和咨询师偏重于从自身角度考虑问题。医生认为咨询师是空口说白话，咨询师认为医生只会用药不能治本。各自画地为牢，而不能从实际出发，为患者寻找最适宜的治疗方案。

“陪伴者计划”由此应运而生：鉴于中国精神健康资源严重不足，“陪伴者计划”的要义，就是发掘、整合、赋能成千上万康复者，使之成为陪伴者，从社会支持层面入手，为患者提供全程服务，从而在医院治疗系统和心理咨询系统之外，构建精神疾病疗愈第三系统。

经过三个月的准备，2018 年 6 月，“陪伴者计划”正式启动。至 2018 年 10 月，“渡过”建立了一支 50 多人的陪伴者队伍，完成了 500 多人次的陪伴。

这时，我们又有了新的追求：单个陪伴者的能力是不全面的，单打独斗效果有效。可否把众多陪伴者的优势组合起来，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内，面对面为患者解决问题？

本着这个设想，2018 年 11 月，我们在杭州举办了亲子共同成长营。这次尝试具有历史意义，它打开了一扇窗口，把“渡过”引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至 2019 年 11 月，我们总共办了九期成长营、一期复学营，“陪伴者计划”逐渐落地。

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其间，我想特别讲一讲“渡过”青春编辑部的故事。

2019 年 3 月 30 日，“渡过”公号“青春版”成立。这是“渡过”的小学员自己提议并组建的。编辑部成员共 8 人，年龄在 15-26 岁。从这天起，“渡过”公号每周六的版面，从策划到采写到编排，全部由他们独立完成。

在青春版发刊词《给青春一次“渡过”》中，孩子们自己说：

当天，我在朋友圈写了这样一段话：

至此，以“陪伴者计划”为旗帜，“渡过”逐渐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疗愈模式，我将其概括为“生态疗愈” — 鉴于精神障碍的复杂性，单个人的能量和耐心总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生态环境，去除病耻感，形成能量场，涵盖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社会治疗，创造人与外界关系的连接，让情绪流动起来，从而获得自我疗愈、相互疗愈。

这样一个“生态疗愈”能量场，其集大成者，我称之为“渡过中途岛”。 

“渡过”2020：乌托邦落地

2019 年 1 月 1 日，我为“渡过”公号撰写《揖别2018，目标中途岛》一文，首次提出“中途岛”概念。

“中途岛”是“陪伴者计划”和“生态疗愈”的汇聚点。在上述文章中，我写道：

基地可能设在农村或城郊。盖几间房，开几块地，建几个工场。在这里，可以治疗，可以学习，可以种地，可以做工，“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会因此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1845-1846）。这本身就是鲜活的生活，是实实在在地创造财富，并在此过程中更新和完善自己的生命状态 — 这就是集学习、疗愈、就业、成长为一体，让患者最终回归家庭、回归社会的“中途岛”。

回过头看，对“中途岛”的设计，确如一些朋友批评，带有乌托邦色彩。不过，在“渡过”的初期岁月，不能不承认，正是这“空想”，也可以说是理想，鼓舞大家筚路蓝缕，开拓前行。我多次说：“梦想还是可以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时近 2020 新春，当年遥不可及的理想，终于显露出妩媚的一面：在杭州富春山麓，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一块可以承载这个理想的土地。

这是一座荒废的乡村小学，距杭州 50 多公里，高速公路汇集，地铁即将通车。背山面水，闹中有静；苍松翠竹，宜居宜业。

第一批建设者，包括“渡过“的读者、作者、群友，将来到这里，自己动手，清理场地，修路、开荒、耕种、做工。劳动即生活，生活即疗愈。

一场有助于整体进步的社会运动

2019 年 3 月 17 日，我撰写《“渡过”九问》一文，提出“渡过”的目标，是探索一条“完全、实用、个性化、有温度”的心理健康之路；时至今日，我更希望“渡过”事业的开展，还能成为一场有助于整体进步的社会运动。

在我的职业生涯的前 30 年，作为一名记者，我从事政治和社会报道。那时我以“知识分子”自许，通过采访和写作与社会关联；而离开新闻一线、创办“渡过”后，我已经不是记者，却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做记者的事。

近年来的实践，让我认识到，知识分子只有回归现实生活，才能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并得到滋养。有人感叹知识分子和民众结合不易，在我看来这决定于其真诚态度和实践的彻底性。你并不是“放下架子”，而是你本来即其中一员；你不是“到民间去”，而是归来了。

基于此，“渡过”中途岛将成为“渡过”各种探索的集大成者。它不仅仅是一个心理问题的疗愈场，更是一个人生重新出发的充电站。

那些失去方向的，人生迷惘的，久病不愈的，被主流社会抛弃的人们，可以来到这里，休憩、学习、劳动、创造、康复。基地作为中途岛，并非要长久留住他们，最大的心愿是这四个字：

目送、远去。

这就是“渡过”的终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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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奴隶社会”公众号（nulishe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