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搏战

2003年4月2日，当期《财经》杂志出刊，我们的第二次SARS报道以10页的篇幅问世，迅即引起巨大反响。

恰在这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向国人承认北京出现SARS，但公布的疫情数字：共有12个病例，死亡4例，“疫情已经被完全控制”。

出于直觉，我们觉得这个数字不可靠。但那时，没有任何渠道可以获得真实情况。国内官方媒体尽管开始报道SARS，主基调仍然是“SARS不足惧”，“不会影响正常的旅游、工作”。

4月7日，又出现一个重大新闻：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司司长派克·阿罗感染SARS去世。因死者是外国人，此事实在无法隐瞒，只能向全社会公布。

至此，编辑部确信：SARS报道已成为当前最重大新闻，甚至是“唯一的新闻”，关键在弄清疫情真相。舒立决定：我负责的综合组放下其他工作，全部人马都投入到SARS报道中。

恰在那天，我老婆告诉我一则重要信息：她所在的北京地坛医院，因收住SARS病人，封闭了三个病区。我立刻把此事汇报给舒立。受此启发，舒立决定采取一个笨办法：派出记者到北京各大医院，逐家打探是否收住了SARS患者。

回过头看，这实在是一着险棋：当时SARS在北京已经大面积传播，此时到医院采访，无疑等于上战场。但“无知者无畏”，综合组的第一批记者，义无反顾地奔向各大医院。他们不去院办，直奔门诊、病区。尽管院方把隐瞒实情作为政治任务，但一线的医生、护士对记者并无警觉。就这样，我们的记者用纯手工的方式，一点一点采集、拼凑着第一手SARS信息。

我记得，短短几天，我们派出的记者，就从各家医院，搜集了几十个SARS住院病例和死亡病例，都有名有姓。仅此就已经超过了张文康公布的“共有12个病例，死亡4例”。

线索越来越多，记者不够用了，我作为编辑，也得上前线。我去了两个地方，一是海淀中关村的海龙大厦，这里是电子产品大卖场，据说有员工感染SARS。我赶到的时候，海龙大厦已经关闭停业，现场空空荡荡，一片狼藉。

另一个地方是武警总院。依稀记得，我是在清晨赶到武警总院的。当时薄雾濛濛，我在病区穿行，病房逐间打探，今日恍然若梦。

第一组记者跑医院，第二组记者是跑科研，探讨SARS病原及其本质。这一组是舒立直接指挥。我记得舒立带记者采访了钟南山、管轶等人，对SARS疫情有了准确判断，才能把握报道的方向。

记者赵小剑后来对我回忆说：“钟南山非常忙，为了采访他，得知他要去广州，就买了同一班机票，坐在他旁边采访他，飞机落地了我再回北京。飞机上轰鸣声很大，录音不清楚，又跑到一家专业录音工作室减噪，再整理录音，那份麻烦就别提了……”

当时关于SARS的病原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属衣原体，一种认为属某种不知名的病毒。中国疾控中心力主“衣原体说”，事实证明，这犯了大错。我们后来分析，也许正是这个错误误导了高层。因为衣原体较不明病毒更易于治疗，卫生主管官员才会轻敌，并敢于瞒报真实信息。

第三组记者跑法律，从法治角度探讨《传染病法》对防治SARS可能产生的影响；第四组记者跑经济，从“SARS对经济的影响”角度采访专家学者。

在第一手采访之外，关于北京SARS传播的真实情况，我们还获得了一个重要佐证，来自北京301医院军医蒋彦永——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刊载了蒋彦永的一封署名信，信中称309一家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

这是一个重要信息，可以和我们记者的实地采访相验证。于是，舒立亲自上阵，带着我到蒋彦永家，找到他本人。蒋彦永亲口对我们证实了他给《时代周刊》写信的事情。

整个采访过程，我旁观了舒立的采访技巧。首先如何获得蒋彦永的联系方式？当时好几个小记者都说，蒋现在如此敏感，“肯定采访不到了”，也无从联系到他。舒立略一思忖，拿起电话，拨到301医院总机：“喂，301医院吗？我要找你们的一位退休老干部蒋彦永。”对方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把蒋彦永的座机电话号码说了出来。

后来我们就此总结出一个经验：大巧若拙，永远不要放弃最寻常、最质朴的采访方式。

事不宜迟，舒立和我立刻直扑蒋彦永家。想不到，还是迟了，301医院党委一个干部获悉我们要来采访，已经等在那里。他笑容可掬地对我们说，想采访蒋彦永，先要到301医院党委宣传部报批——显然，采访不可能进行了。

我和舒立失望而回。回到家，舒立心生一计，拨通了蒋的电话：“蒋医生，我们不采访你，只想问一个事：《时代周刊》上你给他们的信，是你写的吗？”蒋肯定回答：“是的。”

“谢谢！”舒立挂了电话，抬起头，得意地对我说：“这就够了。”——这就是最有效的采访！

艰难的抉择

时隔多年，我仍然还记得4月16日这个日子——这一天，我们以 “封面报道”的形式，总共22页的篇幅，推出了一组深度调查报道，总标题是：《危险来自何方》。

我至今仍然认为，在我30年的新闻生涯中，无论从重大性、独家性，还是从采访难度，或者文本的可读性，以及其中蕴含的激情，包括刊发后的影响，这组报道都是最好的。之后再无超越。

这组报道共四篇文章。主文看上去是一篇科技报道，以上万字的篇幅，披露了卫生部及所管辖的中国CDC，缺乏科学精神，拒绝国际合作，仓促得出SARS病原是衣原体错误结论的过程。并指出，正是这错误和草率的判断，加速了SARS的传播。同时，我们报道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全球科学家联合作战得出的正确结论：SARS病原是人类历史上未知的、与衣原体大相径庭的冠状病毒。

另一篇主打文章题为《北京20天》。这组报道由我负责，以日记体的方式，全程记录了北京从SARS流入到传播的整个过程。

由于采访越来越艰难，我们的十几位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各大医院，竭尽全力，也不可能统计出疫情的详细数字。因此我在导言里承认，这只是北京疫情的不完全记录；但也点明：真实疫情比我们的记录要严重得多。

为了让这篇实录不那么刺目，我还写了一句颇具正面性的引题：“短短20天，中国政府对于SARS的认识和应对发生了艰难而痛苦的转变。”

另两篇文章是深度分析，其一是《SARS催促行政透明》，指出信息公开是大势所趋，能否对SARS疫情及防治信息依法公开，是政府透明度的一块试金石；其二是《SARS对经济带来的冲击》，以显现我们杂志的专业特色。

这期的社评由舒立亲笔撰写，题为《预防SARS不应排斥口罩》——这可不是小题大做，在当时，中国许多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排斥口罩是很多媒体的公开主张和政府的真实行为。

更需要的是勇气

回过头看，刊发这组封面报道，不仅仅需要专业技能，更需要勇气。

实事求是地说，在整个报道过程中，编辑部对报道怎么写、怎么发，是有过犹豫的。当时，直至4月中旬，官方媒体对SARS报道十分谨慎，版面有限，口气又积极乐观。而我们的两次报道，揭示了大量事实，在整个新闻界显得单兵突进，已经积累了诸多风险。

尽管如此，编辑部形成了共识：作为媒体，应该在新闻重要性和风险之间有一个权衡。当重大性高于风险，如果把责任感放在首位，就应该选择报道。

尽管如此，如何写这组文章报道，仍然大有讲究，舒立和王烁决定，从科技角度切入，从技术上降低风险。原因是：其一，从事实层面看，SARS在中国蔓延，卫生部在病原问题上的失职和错误十分显著，这也正是核心新闻价值所在；其二，病原是科学问题，相对比较技术化，可以降低这组报道的政治色彩。

上述考虑，并非舒立和王烁说出来的，是我后来揣摩的。2003年后，我独立主持的很多重大报道，这次SARS报道一直是我的教科书。

这组封面报道在2003年4月16日问世。记得完成所有工作，杂志送进印厂后，已是凌晨时分。办公室灯火通明，编辑和记者济济一堂，无人离去。

忐忑不安中，我们等待着。终于，4月20日下午，等来一则消息：中央正式宣布，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位高官下台。这一转折，显示中央政府下决心要公开、透明对待疫情。

当从电视里看到这个消息，编辑部一片欢腾！大家举杯相庆。风险消逝了，我们将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更为艰巨的报道中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