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点

2003年整个SARS之战，4月20日是一个转折点。

这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SARS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原定出席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临时换成了常务副部长高强；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新闻发布会上，高强披露了最新疫情：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人——仅仅五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只有37例！

高强还承认：“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并代表中央宣布：不得瞒报疫情！

自此，瞒报疫情现象得到扭转，各省市区纷纷公布了自己的真实疫情数字。这时人们才发现，疫情比想象严重得多——SARS已经蔓延到全国25个省市，继北京、山西、广东之后，内蒙古也成了疫区，连西北的偏远省份也出现散发病例。全国的SARS患者数字在两三天内成倍增加，达数千人之众！

现实严峻，但足以唤起记者的职业兴奋。自此之后，中国新闻界采访报道SARS再无禁忌。不仅我们，兄弟媒体也纷纷跟上，大规模报道SRAS疫情。

作为先行者，我们怎么办？编辑部决定：揭露真相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的任务是做深度报道，揭示SARS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经过热烈讨论，大家达成共识：眼下的新闻点，应该集中指向SARS灾难中的弱势群体，聚焦农民工和中西部地区。

此前，在报道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时，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滞后，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平衡，贫困人口缺乏医疗健康保障，中西部和农村人口更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最脆弱的环节；同时，随着人口流动、农民进城，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没能解决。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在如此猛烈疫情面前，中国中西部和农民工命运堪忧，必将成为重大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点。

也就在那几天，我们获得一个新闻线索：北京疫情真相公开引发恐慌情绪，成千上万外来农民工纷纷逃离北京，把SARS病毒带回家乡，成为移动的传染源。

各种因素汇集，在4月20日之后的选题会上，编辑部做出一个决策：聚焦中西部，聚焦底层民众。

围绕这一主题，编辑部作了分工：一部分记者在京采访留京的农民工；一部分记者直接去中西部疫区现场。

山西省就在此时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是因为，山西和北京、广东一起成为最早的疫区，在SARS传播链条上举足轻重；山西又是中西部地区门户，经济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能够折射着中国中西部的整体困境。

于是，编辑部把山西作为报道重点。派谁去？胡舒立二话不说，把这个机会给了自己。我也想去，但争不过她。她作出部署：王烁负责全局；她去前线；我当责任编辑。她还哄我说：“张进，你给我当编辑我最放心了。”

在加入舒立团队之前，我曾在工人日报当记者部主任。于是我请工人日报山西记者关明协助。关明很是帮忙，开着自己的车载着舒立到处跑。舒立也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他后来一再对我说：“你们那胡舒立太厉害了！”

那时，我们这个团队总共也就20多人，要报道庞大的中西部，力量不够。于是，我又请工人日报甘肃记者毛浓曦；《中国青年报》四川记者闵捷、山西记者刘建明、内蒙记者任彦斌担任特约记者，为我们助力。

随同舒立一起去山西的，是两个年轻女记者，楼夷和李其谚。楼夷是此次SARS报道的主力之一，采访中勇敢顽强，写有蒋彦永专访《诚实的医生》，一战成名，后来与王烁结为夫妻；李其谚本是财税记者，因是山西人，特地调来参战，成长很快，几年后写出了她的代表作《谁的鲁能》。

北京这边的记者，有赵小剑、朱晓超、胡一帆、吴小亮等，都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其中赵小剑，一毕业就来到舒立团队，摸爬滚打了几年，算是“年轻的老同志”，在几位小师弟师妹面前，一副“大姐大”模样，经常应邀当众给采访对象打电话，做“示范性采访”。那些天虽然忙累，但其乐融融，一副欢快景象。

鸿篇巨制

4月30日，新一期杂志准时付印。这一期，SARS报道当然继续占据封面位置，总标题是《SARS西侵》。

也就是说，在其他媒体刚刚开始追踪疫情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视野投向了灾难的纵深发展，以及加剧灾难的深层次因素——中国公共卫生体制问题。

仅仅列举一下这组封面报道的标题，就足见其规模了：

第一组报道，主题“忧患中西部”，包含三篇报道：《疫区山西》、《甘肃遇袭》、《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这组报道以恢弘的笔触，揭示了中国卫生资源在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间的配置失衡的现实，并提出：中西部地区在此条件下能否应对SARS威胁？

第二组报道聚焦农民工。那段日子，北京各工地纷纷停工，农民工仓皇奔逃，流离失所。赵小剑、胡一帆奔走于建筑工地、火车站等农民工聚集场所，切身感受这些社会人们的生活，写就细致感人的文章——《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

第三组报道是《SARS全国传播链》。这篇文章完美体现了我们团队的研究能力：先把各个渠道的资料汇聚一起，整理、分析、甄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加上我们记者的一线采访所得，烛幽探隐，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绘制出一张SARS自2002年秋天以来在全国传播的完整链条，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后来多次被国内许多医院及研究机构引用。

第四组报道，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专家萧庆伦写的评论，题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另配一篇辅文《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算是对整个封面报道做了概括和升华。　　

这组封面报道，称得上鸿篇巨制，篇幅占整本杂志的一半。我们杂志创刊七年，连续两次做同题“封面文章”，且用如此篇幅，绝无仅有。

多年后，直到今天，每当回顾这两期杂志，我仍会心潮澎湃，油然而生“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豪情和满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