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会议”

不知不觉中，波澜起伏的2003年4月份过去了，“五一”长假来临。

可是，这一年北京的“五一”与众不同。由于北京成为“疫都”，能逃的都逃了，能不来的尽量不来，本地人无事闭门不出，路上车辆稀少，街头异常冷清。

我们记者采访到的一个信息，最能说明当时北京的萧条景象：2003年5月8日，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单伟建从香港飞往北京出差，由于京港两地均为疫区，偌大的机舱空空如也，只有他一名旅客。

北京虽然冷清，但新闻并不冷清，相反暗流涌动。5月2日，虽然是节日，舒立召集SARS报道组全体编辑和记者开会。为了避免交叉感染，这次会议在北海公园白塔半山腰的一座凉亭举行。在舒立团队的历史上，此称为“北海会议”。

会上讨论了下一步的报道方向和安排。那时，我们的杂志两周出版一次，完全无法满足时刻变化的新闻的需要。舒立感叹：“我们要是日报就好了！”

舒立提出：疫情还在发展，人们需要知道动态，还需要反思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场空前的灾难？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如何避免灾难再次发生？

顺着舒立的思路，编辑部决定：为了满足读者对SARS发展态势的知情权，在主刊正常出版的同时，每周再出版一本增刊，定名为《SARS每周调查》。

这是一本新的刊物，虽然只有薄薄的几十页，却是另起炉灶。主刊要正常运转，人还是原来那些人，却凭空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工作量。而且新增的工作，无论对质和量都有更高的要求——编辑部的目标是：参战的所有记者和编辑，要深入到这场灾难中去，以新闻调查的方式，为这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事件做一个完整记录。

舒立还决定，把我从主刊抽出来，专门负责《SARS每周调查》。说实话，当时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

首要问题是人不够。SARS报道组最初只是综合组的2个人，渐次扩大到4人、8人、12人；于是舒立调兵遣将，把产业组、金融组的记者也加入进来。最终参加SARS报道的记者有20多人。

这一个月，对我是极大的挑战。已经记不清这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事后也无法想像，仅仅20多个人，怎么可能在一个月里出了四本增刊，写了那么多报道。而且这报道不是一般的消息，都是调查性报道和分析！

自5月9日起，《SARS每周调查》开始出版，一共出了四期，正好一个月时间。就罗列一下报道的格局吧。整个增刊，共分成三大系列：

A “医院感染之谜”系列——还原北京人民医院、东直门中医院、武警部队医院等“疫院”成为感染源的全过程；

B “农民和农民工”系列——记载和追踪农民工在瘟疫突袭时的整体面貌；

C“疫区”系列——分成新疫区、老疫区、海外疫区，尤其对国内新增疫区和海外各疫区作一个历史记录。

5月30日，《SARS每周调查》结束。四期增刊总共136页，刊出文章62篇。其中48篇是调查性报道，包括医院报道5篇、急救中心报道1篇、疫区报道4篇、农村与农民工报道5篇、高校报道3篇、交通报道3篇、经济报道2篇、科研报道2篇、法制报道1篇、人物报道2篇、域外报道8篇、聚焦和焦点报道12篇。

“我认为我们不辱使命”

2003年6月，SARS危机终告结束。该报的都报了，我们转入了正常报道。

但舒立意犹未尽。舒立的一些好朋友，如经济学家吴敬琏等，给她打电话，建议抓住这个新闻由头，反思“人祸”教训，为中国的进步争取机会。

编辑部经过讨论，决定约一组稿件，对整个SARS事件做一次总结和反思。

舒立亲自出面，约了四位作者，他们是：经济学家吴敬琏、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王元化、著名法学家江平、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均是中国经济学界、法律界、思想界、新闻界的代表人物。

6月20日出版的当期杂志，推出“四学者纵论后SARS中国”，总标题为《SARS必须改变中国》——这可视为2003年我们SARS报道的收官之作，也是整个报道中思想含量最高的一组文章。

其中，吴敬琏文章的标题是《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他对SARS事件中的政府行为作了剖析。他认为，这次危机的整个过程说明，我们的社会组织、公民素养，特别是沿袭多年的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方式和做法存在着缺陷，这次非典危机实际上是一次社会治理的危机。因此，“要把‘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校正过来。”

王元化文章的标题是《生命、人文和政治文明》，他认为，应该将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以责任伦理指导自己工作的政府，才是一个人民负责的政府，这正是SARS事件中政府政策最终赢得人心的关键条件。

江平文章的标题是《公权力如何具公信力》。针对隐瞒疫情的问题，他指出：“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最重要手段，是要保障公民能够最大限度地从新闻媒体中获取真实信息的自由。”

周瑞金文章的标题是《推动信息公开，媒体责任重大》，他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治SARS的历程和全部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信息公开，有利于凝聚人心，控制疫情，稳定社会；反之，信息封闭，必然导致延误危机处理，疫情蔓延，人心恐慌，社会不稳，政府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这四篇文章合在一起，表达了编辑部的意图：2003年的SARS，对中国无疑是一场巨大灾难，如果我们不抓住机会反思，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历史！

后来，我们在内部多次研讨、复盘这次报道。对我个人而言，最大收获是跟随舒立一起作战，耳濡目染学到很多，无论新闻理念还是职业技能都上了一大台阶。

小剑也回忆说：“SARS报道的确展现了舒立作为一位杰出新闻人的卓越素养：判断力、决断力、执行力，缺一不可。那时至少有一个星期，每天早上八点我到她家，跟她采访一天，晚上12点回去。后来我累得几乎昏睡了一个星期，而她仍在工作。我当时就觉得，她是天生的新闻人，我不是，我得睡觉啊！”

舒立曾总结说：“新闻记者要做历史的记录员，在这次SARS危机中，我们就是这样的记录员。我认为我们不辱使命。”

这句话，我至今记得，并成为对2003年SARS报道的最后记忆。（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