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0年第22期 出版日期 2010年05月31日 

在做富士康报道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当年“黑砖窑”里的奴工，受到非人的对待，还能忍耐、反抗乃至逃跑；富士康跳楼的员工，人身是自由的，却宁可自杀，也不做其他选择？“碎片化生存”等描述，能够让我感知他们的痛苦，却不能解释他们赴死的决然。

恰巧在微博上看到一条：“刚和一位从富士康‘卧底’归来的友报朋友聊天，其中一个细节让人无语。他结束‘卧底’辞职后，和组长告别，走了十几步，组长一句呵斥‘回来’，他下意识地乖乖往回走，走到半路，他才意识到自己已辞职……这就是富士康对人的改变。”

我想象富士康王国里的场景：40多万人的一个社会，那样的整齐划一、井然有序、高速运转；一个氛围，一个节奏。无疑，在效率和秩序上，富士康是成功的。难怪郭台铭如此自信：“跳楼事件与员工天生的个性和情绪管理有关，公司管理并无问题。”

正是在郭台铭自认为成功的管理模式下，现代化大生产方式被推到极致。超强度加班、时间精确到秒、产品不合格率几乎为零；成本最小化、效率最大化。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员工的“自愿”来实现的。别人的成功，见证着你的挫败。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在这样的压力和氛围下，不由自主地自轻、自贱、自责，逐步放弃了个性、权利、梦想和希望。

在富士康，人，成为庞大流水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人身是自由的，精神枷锁无处不在。流水线上的青春，该如何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