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10期 出版日期 2011年03月14日 | 评论（0）
　　
 

本刊视觉中心总监Paul来自英国。在为本期封面报道“干细胞黑市”做美术设计时，他不能理解：干细胞移植治疗糖尿病尚在人体试验阶段，何以能在中国各地医院遍地开花，形成供需两旺、利润丰厚的临床治疗市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病人去接受治疗？他们会得到很多的钱吗？”他问。

我们告诉他，病人不但不能得到很多钱，相反自己要花很多钱，而且疗效无法保证，风险难以预期——这下，Paul更加大惑不解了——在他的理解中，临床研究是不向受试者收费，而且还要给予受试者补贴的。

那么，中国何至于此？我们给出的解释是：患者和家属的非理性、医院的逐利冲动、监管部门的失职。

患者和家属非理性，在健康知识贫乏、医患信息不对称，以及中国特有的亲情伦理之下，在所难免；医院的逐利冲动来自经济人理性，本来就需要约束，其中亦有制度原因；决定性的因素在于监管的缺失。本应承担监管责任的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管部门、军队卫生管理部门，职责和权限纠缠不清，遇事互相推诿，客观上鼓励了中国诸多医院“大胆尝试”“大干快上”，使得中国成为“干细胞治疗最乱的国家”。

当然，医学界也有声音说，“干细胞研究需要宽容的环境”；“医学领域的任何一次进步都伴随着风险”——的确如此。但监管部门的职责，正是在鼓励探索的同时，把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而非放任风险的发生。

这个结论，并非仅限于干细胞治疗，对几乎所有新疗法、新技术，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