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第五届财新峰会上，我受命主持“土地改革”一节的讨论。为了当好主持人，我请我们的跑口记者汪苏辅导我。

她先费心费力给我讲解了土地改革领域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有些不耐烦，说：“咱们不谈原理，直接谈操作。谈现在改革到底卡在哪里，应该怎么办？”她说：“不把基础问题谈清楚，没法谈技术啊。”我说：“难道到今天了，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了，还需要谈这些基本原理？”她瞪大眼睛说：“就是啊！现在就是这些基本原理还没有共识啊！”

汪苏的看法，在参加这一节讨论的嘉宾郑振源老先生那里得到了验证。他告诉我，从1950年起，他就在土地口工作，目睹了中国土地改革的变迁。他认为，土地口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至今都还不能确定土地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他举例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强调土地改革中，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但有关部门的人士却说，“不能夸大市场力量”；《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不少人却提出，“开发权是国家的，不是农民的私权，不能过于强调私权利”；《决定》提出，要放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有关部门一直强调“必须符合规划和用途管”的前置条件，却不谈如何改革这套计划式的规划体系。  

郑振源认为，诸如此类的观点分歧、思想障碍，使得土地制度改革改不下去、改不成。他参加此次讨论，就是要呼吁清除土地改革的思想障碍、观念障碍。

郑老先生1928年生，今年86岁，可是思路清楚，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为了参加此次讨论，他专门做了ppt；会议结束后，他还站在会场外，和一批批记者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让我心生崇敬。

几个小时后，在峰会的晚宴上，周其仁做了题为“大国改革的穿透问题”的演讲。他一如往常地立论高远，我注意到，他在论证时还举了土地改革的例子 。

他是从“改革如何穿透大国”立论的。他说，“穿透力首先需要改革目标清晰、简单”，这个目标就是“市场、民主、法治”。但是，在中国，形成共识不容易，要贯彻形成的共识和做出的决定更难。要适当减少对于改革决定和改革目标的各种各样的解读，因为有些解读会加进很多部门观念和利益，“把原来很正确、清楚、明白的决定，变成一个带有混杂信息的含糊的东西，这就和原来的不一样了。”

他举例说：中央深改领导小组通过的土地改革方案，是三条底线，同时鼓励地方更加多样的探索、实践和创造。但是，在有些解读当中，只剩底线，鼓励多方面创造的意思没有了，“如果把底线变成一个封闭的圈，只能在这个圈里行动，这个改革就很难完成它本来应该完成的使命。”

周其仁还说，中央一些正确的决定，写得很清楚，老百姓都看得懂，不需要解读；即使要解读，也应该用基层百姓自发的实践来解读。

在土地改革领域，周其仁和郑振源的判断是可以相互验证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和混乱？症结在哪里？时间所限，土改那一节的讨论和周其仁的讲演都未及展开，只能留待将来继续讨论了。

周其仁在讲演结束时，说了一番话，沉郁顿挫，让我非常感慨。

他说，重要的不是解读，是行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努力放进去。也许有人问，这有用吗？这不好说。不过，“万一有用呢？”

我在朋友圈把这几句直播出去后，远在哈佛的刘守英看到了。他立刻在我的页面下留言：

“在这边听到这句话更五味杂陈！老周可贵在不死心。”■

图：郑老先生在演讲。（摄影：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