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旧作，翻到去秋和两位旧友重返王平村时拍的照片。王平村是京西的一个煤矿，1991年至1992年我们曾经在这里下放。那时有一个规定：凡直接从学校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都要下基层补课。于是，我和工人日报8位同事，来到京西王平村煤矿，当了一年矿工。

20多年后重返故地，才知王平村矿早已停产。我们曾经劳作的地方，已是断壁残垣。山河宛在，静默无语；今兹故人，亦非盛颜。回京路上，感时抚事，想把当年的往事留一个记录，但一直拖到今天才交账。

（一）

王平村在京西崇山峻岭中，古时是京西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去往河北、山西、内蒙古的商旅都在此歇脚。京西自古多煤，辽金时就有人在这里采掘，大规模开采则是在1958年北京矿务局设立后。王平村矿曾是北京矿务局八大煤矿之一。

我们刚来时，王平村矿还很热闹。站在最高的山头，看到山脚下有一条被煤灰染得黑亮的河流，像束在群山间的腰带蜿蜒流动。办公楼、宿舍、食堂、生活区等建在半山腰；矿井则在山里面。

矿区有一条铁路，一个车站。这恐怕是全中国最小的车站，只有一间平房，没有售票处，没有候车室，连栏杆都没有。黑色的铁轨铺在枕木上，在两山的夹缝间延伸，前后不见尽头。后来得知，这条铁路叫京门铁路，是1906年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的辅线，铁路建成后被废弃，上个世纪50年代后重新启用，用于几个煤矿之间的运输。

在这条铁路上行驶的，是一趟在火车时刻表上查不到的火车。车开得奇慢，逢站必停；车窗永远是开着的，座椅是硬板，坐着一个个奇形怪状的人；售票处不卖票，上车后也经常见不到卖票的列车员。因此我们从北京来来往往经常不打票。

在王平村矿一年，最让我怀念的就是这条铁路，因为它把山外的世界联系起来。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我就想，只要沿着铁轨往前走，就一定能走出去。但并没有尝试过。

尽管生活艰苦，日子久了，还是会对一个地方产生感情。有一次，我从北京乘车回矿，车快进站慢慢滑行时，我看到山下的球场上，下放队的两个小伙伴穿着深蓝色的矿工服在打羽毛球。一瞬间，一股亲切感油然而生。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原本和我一点点关系也没有的地方，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长短还是深浅。

（二）

在到王平村矿之前，我作为工人日报记者，曾在山西大同、江苏徐州下过矿。不过，那只能算参观，并没到真正的矿井。我们在王平村矿第一次下井时，用当今时髦的网络语言说，“小伙伴们都被惊呆了。”

王平村矿是百年老矿，年久失修。地质条件不好，煤层薄，且是鸡窝煤（指煤层东一块西一块，不成片）。因此，王平村矿的掌子面非常逼仄，只有1米多高，人根本直不起腰来；坡度又陡，经常呈30度到40度角。我第一次到掌子面，站都站不住，更别说干活了。

王平村矿的基本建制单位是段，最重要的是采煤段和岩石段。采煤段是挖煤的，岩石段是打巷道的。我的工种是岩石段的做柱工。所谓“做柱”，是指把巷道掘开后，用木柱把巷壁撑住，以防倒塌。

要做柱，先得运木头。用来做柱的木头很粗，很结实，不然不受力。矿工们运木头的方法是我不曾想到的。如果是短粗木头，他就把胯尽力向右扭，右手挟着木头，木头的另一端斜搁在胯骨上，左手撑着地面向前爬；如果是细长一些的木头，他就把粗的一端搁在肩膀上，细的一端搁在前面，两手撑地，全身匍匐；肩膀一耸，腿一蹬，一步步把木头顶上去。

第一次在幽暗的矿灯下，看着矿工如此爬行着劳作，我感到极大的震撼。我想：这是北京吗？这是矿工嘛？这比农奴还农奴啊！

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是没法干活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在井下坐着。工人们会轻蔑地瞥我一眼说：“就你那小身板，一边歇着去吧！别磕着碰着就行了。”

井下的时间和地面不一样，特别漫长。长时间呆在井下，眼睛不适应光亮。记得第一次下班出矿井，见到阳光的瞬间，我紧紧闭住眼睛，双泪横流。不知道是因为被灿烂的阳光刺痛，还是因为内心的激荡。

矿山有一个规矩：女人不能下井。我们下放队的几个女孩，在地面工作。她们的岗位是电话班和矿灯房。电话班主要任务是接线，把井下的电话接到地面各个科室。一个女孩告诉我们，她们经常接到井下工人的骚扰电话。问：“你要接哪里？”对方油里油气地回答：“不接哪里，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听她这么说，我仿佛看见，一个工人在紧张的劳作后，坐在黑暗中，倚靠着矿壁，伸直腿，闭着眼睛，惬意地和电话班女工们调侃着。这是他们在井下唯一的娱乐和安慰。我对同伴说：“这就是你们工作的价值。”

矿灯房女工的任务是维修和发放矿灯。我记得矿党委书记来看望我们时，对几个女孩说：“姑娘们，你们一定要把矿灯维修好，擦得亮亮的。到了井下，这矿灯就不是灯，是矿工的命啊！”——我至今觉得他这句话说得非常有水平。

（三）

1991年接近年底的一天，下午4点多钟，我正在篮球场上打羽毛球。突然，看到好多人都朝井口跑。“出事了！”听得人这么说，我也跟着跑到井口，得知井下冒顶，埋了一个人。

一打听，这个被埋的矿工，和我住同一层楼，经常在楼道碰见，只是没说过话。他是河北宣化人，这天中午，他的媳妇从老家来探亲，夫妻俩刚见面，没说几句话，他就下井了。说好早点下班，谁知一去不回。

后来得知，他死于严重违章的二次进塘。所谓“塘”，是指采煤作业面。在井下，一个矿工选定一个塘，钻眼放炮采煤。一个塘，只能放一炮；放了一炮后，煤壁松了，再放第二炮就可能坍塌。所以，在煤矿，“不能二次进塘”是铁令。

大家推测，这位矿工可能是想早点完成工作量，好下班见媳妇，所以冒险二次进塘，丢了性命。大家说他媳妇：“这哪是来探亲，是来催命啊。”

井下冒顶的消息迅即传到地面，营救随之开始。在人挖出来之前，矿上派了几个女工把他媳妇看住，只说矿上开展劳动竞赛，他要加班。

第二天一早，人终于被挖了出来。那天，我轮休，不用上班，早早到矿口看热闹。突然，矿门大开，四个膀大腰圆的救护队员，脸色铁青，抬着一个担架出来。一块白布把担架遮得严严实实。矿上有一个惯例：如果被抬出来的人露着头，就还有救；如果被白布都盖住，就说明死透了。

一瞬间，守在井口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片哀嚎，哭声震天。身处其间，我不能不动容，陪着流下泪水。我由此明白了什么叫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四）

再往后一个月，矿上一直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缓不过来。

那一年，北京矿务局分配给王平村矿的死亡指标是百万吨三人。王平村矿的产量正好是100万吨，因此一年只准死三人。一超指标，全矿的奖金都没了。离年底时间已经不多，矿上把安全当成头等大事，处处念叨着“不能再死人”。

井下有各种各样死法。被冒顶砸死、被透水淹死、被瓦斯熏死、被着火烧死，等等，都比较平常。从矿工们嘴里，我听说了一些不平常的死法。

有被水枪射死的。井下采煤，大多是炮采，有少部分是水采，即用水枪冲击煤壁采煤。这水枪力量极大，碗口粗的木柱上被水柱射到，立刻拦腰折断。万一水枪失控，射到人，这人可绝对不如木柱结实。

有被石头砸死的。据说，一个矿工，在一个采空区探头探脑往上看，就在那一瞬间，从斜上方飞来一块小石头，不偏不倚，正中他脑袋，立刻倒地不起。

有从罐笼里掉下去摔死的。据说，有一个工人，在乘罐笼时打闹，而罐笼是敞着的，围栏又不结实，一不小心掉出去，直落到400多米深的井底，摔成肉泥。给我说这个事的矿工双手比划着说：“摔成一摊，用铁锹一锹就铲出来了。”——非身临其境，哪能想出这么鲜活的描述！

有在井下迷路迷死的。还是据说，一个工人当班时，说了一声“去拉屎”，从此一去不回。几个月后，他的尸体在很远一个废弃的巷道被找到，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说他“被鬼迷住了”。

平心而论，没有煤矿不重视安全的。矿上有“大宪章”，指国家的安全规定；也有“小宪章”，指自己的土规定。比如，“不许在采空区张望”、“不准在乘罐笼时打闹”、“不准在井下拉屎”等等。——别好笑，这每一条都是用命换来的！

（五）

1992年夏天，在离开王平村矿之前，隔壁的大台煤矿，也出了一起特大安全事故：井下着火，烧死了16名矿工。

大台矿的煤比王平村的质量好，火力旺，大火烧了3天3夜才熄灭。据当地人说，地面被烧得冒热气，许多树木都被烫死了。

当时，为了怕矿工家属来闹事，大台矿封锁了铁路，列车到站不停车。好在我对那一带的地理已相当熟悉，沿着当地人采药的小路，翻过一座山，进了大台矿。

我在大台矿呆了大半天。已经记不清这半天都干了什么，只记得一个场景，历久弥新，永远难忘。

那天，瓢泼大雨。我来到井口，看到许多人，也不打伞，不说话，如泥雕木塑，任凭雨水在身上冲刷流淌。那种绝望、悲恸、无助，心如死灰，整个一副末日景象。

这是王平村矿一年下放生涯留给我的最后影像。

 昔日生活的地方，已是断壁残垣。

 矿区的铁路，连接了山外的世界。

 昔日的小伙伴，走在当年的路轨上。

 当年熙熙攘攘的连接矿区和生活区的铁桥，已经空无一人。

远处是洗煤厂的皮带走廊。

当年的矿工俱乐部，“以煤为怀”四个字，还很清晰。

火车停靠运煤的地方，已经长了蒿草。

火车不在了，煤粉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