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夜不能寐。把“舒立观察”《未来从现在开始》，读了一遍又一遍。

请允许我当一次“文抄公”，把最触动我的话摘引一下吧：

“政治多少兴废，经济多少起落，社会多少沉浮，中外多少风云，在每周出版的200多期杂志中，一一呈现；板块碰撞，时事沧桑，大格局，小故事，周刊一直在报道，留下了对这个时代的一份精准记录。”

“我们理解的新闻重要性，植根于中国现实。我们关注的中国国情，正是这个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转轨，以及转轨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变迁。”

“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从无到有，从收缩到扩展，正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板块运动，在横断面造就新闻富矿。”

“新闻媒体本身，也不是在政府与社会之外静观的第三者，而是政府-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没有社会扩张的阶段，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市场化媒体。新闻媒体既是政府-社会关系变迁的产物，又是变迁的放大器，其命运起伏又因此再次被放大。在这个正反馈的循环中，选择何处安身何以立命，最终界定新闻媒体的使命，也检验新闻工作者的成色。” 

“上一个十年，经济狂飙，而政治维稳为先；从2013年开始并将延续到可见未来的这一段，则是经济维稳，为政治突破创造条件。这个突破以反腐为先导，试图建立有效率的、清廉的、更强有力的政府，再重定义其与市场、社会的关系。现在才走到第一步。”

“经济增速是7.5%还是7%还是6.5%，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个水平下的债务挑战可以从容应对。这个过程无从预知，必然还是一连串的应激反应，波动将陆续有来，但政经角色易位的新格局不会变。这就是新常态。”

（二）

当这篇“舒立观察”发表的时候，我们已经告别了陪伴了我们五年的《新世纪周刊》，更名为《财新周刊》。

这不是简单的更名。这意味着我们在经历了艰难困苦的5年后，走上了既定的道路。由此，《财新周刊》、《财新网》、财新移动客户端，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相互补充的价值环。“子曰，必也正名乎！名正则言顺。”

过去的五年，筚路蓝缕，艰难困苦。尽管离成功尚远，但五年的时间，我们明确了方向，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心态，凝聚了队伍。这恐怕是比成功更重要的。

今天，《财新周刊》的更名，就是对过去五年的注目礼，也是再出发的奠基礼。

（三）

这一切，当在历史的跨度中，再作思量。

如果从《财经》杂志创刊算起，财新团队已有17年历史。其中的15年，也是我个人的成长史。

今天，这篇“舒立观察”的思想，已经是财新人的共识。但形成这个共识，诸多不易。于我而言，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我至今难忘在2000年，初次接受胡舒立言传身教时的惊骇和震撼。

今日回忆并概括，大约有以下几点——“独立、独家、独到”；“更多一点事实”；“说出全部的真相”；“新闻的本质是负面的”；“永恒的批判性思考”； “事实决定立场，立场决定判断，判断决定方向”；“新闻与经营分开，报道与评论分开”；“没有重大性，独家新闻就没有意义”……

当时，我从工人日报初到《财经》，新闻观、价值观、认识框架、思想体系，甚至语言体系，都经历了一个重建的过程。

我的第一个岗位是校对（我在工人日报可是跻身领导层的编委），第二个岗位是画版，其后编专栏；慢慢地，编小稿子、中稿子、大稿子，编封面报道；再往后，当主管、副主编、常务副主编……其间辗转反侧，如鱼饮水，甘苦自知，不足一一道也。

（四）

行文至此，想起了汪丁丁。

那时，我负责他的专栏“边缘”。每一期，我都要为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适合他的新闻素材，编发他写的才情洋溢的思想随笔。数年间，丁丁的渊博、通达和悲悯，不知不觉影响了我很多。

至今记得丁丁在《与民间社会一起生长》中的几句话：

“《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她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她相信，只有民间力量的成长，能够有效地遏制大政府与大公司的垄断倾向。也是基于对民间力量的信任和对公共空间的渴求，多年来，《财经》坚持不懈地争取新闻自由，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知情权奋斗不息……”

想念丁丁。

（五）

在财新团队的15年，最让我铭心刻骨的经历，是2003年的SARS报道，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报道。

2003年时，我到财新团队已有三年。这三年，没编过什么像样的稿子。SARS报道于我，是一次突破瓶颈的跃升。

SARS报道是胡舒立和王烁直接策划指挥的，我只是负责执行。我现在无法想像，以当时仅仅不到30个人的团队，何以能做出那么多深度、独家的调查性报道。今日来看，财新团队SARS报道对于新闻、对于中国的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其间的日日夜夜，紧张、刺激、辛苦、煎熬，不必说了。收获是，当结束长达四个月的SARS报道时，我突然发现，我能够比较自如地编辑出符合财新团队标准的稿件了。

到了2008年5月，汶川地震。和五年前的 SARS报道类似，财新团队几乎全部上阵（“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也连续安排了两次封面报道。这样的规模，除了这两个事件，从未有过。

承蒙舒立信任，把汶川地震报道的任务交给了我。那时，舒立的大办公室，就好像一个作战指挥部。墙上挂着一个巨幅地图，地图上用一个个红色按钉，标注着每一个前线记者的位置。

两个多星期的时间，我就关在房间里，端坐在地图前，想像着前线记者的位置，发愁怎么调动记者。压力非常大。因为前线交通不便，记者行动不易，一旦指挥失误，那就是“主将无能，累死三军”！恰巧又患感冒，转化成严重咳嗽，经久不愈。记得有一天，和小段、陈中小路边吃饭边商量方案，几乎完全说不出话来……

但最后，工作成果是足以安慰所有人的辛苦的。总体报道我定名为《震撼中国》，鸿篇巨制，结构精巧，人文情怀。摘引一段我为报道写的前言中的几句吧：

“……语言的苍白已无力描述大自然的子民所承受的创痛；造化弄人，巨灾提醒人们必须重新设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让人们知道，应该如何以一种悲悯之心，对待自然、社会、他人，以及自身……古语道：“多难兴邦”，惟有由激情而反思，由反思而行动，把整个社会向善的愿望通过制度的演进引入固定的轨道，我们的进步才会是真实的、可持续的和可复制的。……谨以此组报道，表达我们对汶川大地震死难者的哀悼；并期待在地震的废墟上，公民和社会、政府和体制，获得全新的成长。”（怎么今天看觉得有些酸啊，是自己进步了吗？）

（六）

如果听任回忆的思绪泛滥，今晚就别睡了。就此打住，有时间，再一一写。

也许现在还不是写的时候。未来的路还长，需要的是行进。

假如以二万五千里长征来设喻，现在算走到哪里了？

无论如何，《新世纪》周刊更名为《财新周刊》，是财新团队出发五年后的再出发。借用胡风的诗句来表达我的心情和祝愿吧：

——“时间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