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的小同事欧阳艳琴，财新传媒的法治记者。为了给她遭遇不幸的中学同学募捐，她写下这篇文章，其情也悯，其言也哀。我很感动，为她转发，希望能帮到她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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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治安死了。
       他和黄俏夫妇是我的中学同学，在东莞高埗开了一家手机店。3月28日晚上八点半，他们像往常一样接待进店的顾客，一名男子拿了两部手机、转身就跑。刘治安从柜台后跳了出来，飞奔追去，黄俏紧随其后，但很快就看不到他们人影。十几分钟后，她和父亲在一条巷子里找到了刘治安，路面有一条长长的血痕，刘治安躺在人群里，血流满地。
      黄俏摸了摸丈夫的手，已经冰凉，再摸了摸胸口，还有一些温度。但终究为时已晚，在东莞高埗振兴路，刘治安走完了他人生最后一条黑色小巷。

    打工妹的体面

       黄俏生而残疾，走路略显高低不平，右脸略大于左脸，右手掌有些扭曲，小时候几次抽风，险些要了她的性命。她爱笑，笑起来的时候，“嘎嘎嘎”的声音从胸口往喉咙里冒，右脸更显得大，但并不因此显得丑。
       她有时刻意控制右手，但会使整个胳臂绷得又直又紧，如果用力过猛，整个右手就会发抖。这个时候，刘治安就会紧紧地握着她的右手。刘治安满“头七”那天，嫌犯之一到案，知道消息后，她手脚发抖，倒在了地上，满地打滚，弄得遍体鳞伤。现在，没有一个人抓住她的手了。
      2003年，她十八岁，坐着火车到了东莞。此前半年，她高中辍学，和父母亲到福建一个筷子厂里干活。那里很脏，爸妈希望她找一个干净的工作。她做过收银，卖过防雷电话机，但都没做多久。直到舅舅打电话给她，让她来东莞自家承包的邮电所工作。尽管每个月只有三百块的工资，但她仍然很高兴：“无所谓。”因为看上去这是一个体面的工作。
      她觉得自己的选择没错，尽管自己只是打杂，送饭、拖地、收快件、贴邮票、汇款，做了三年，工资也只有700块，偶尔还会被骂哭，她觉得每天穿得干干净净的，显然比每天对着筷子要有前途。
      在邮电所的最后一年，她成为了会计。会计资格证考试，她过了两门，但最后一门需要用计算机操作，她手太慢，没能通过考试。
      2008年，我和她在东莞重逢，那时我大三，在东莞的报社实习，而她在不远处的南城鸿福路，帮表姐卖了一年手机卡。我在她那坐下，吃了很久的甘蔗，挑了一个所谓的“靓号”，后来又在那儿借宿，喝她学会煲的粤式“靓汤”，听她说自己离开学校后的事情。她说她喜欢东莞，因为东莞让她致富，尽管这种“富”只不过是每个月1200块工资包吃包住，扣掉早餐费一个月能存一千块钱，但我能从她右边大于左边的笑脸中看出来她的满足。
      她的梦想很简单：存尽可能多的钱，自己开一个店，以后让孩子不要像自己那样每学期都缴不清学费。2008年下半年，她就完成了梦想的前半部分——和妹妹、表姐合伙在东城开了一家新店。一年后，又在高埗开了一家新店。

     
      逼仄里弄的浪漫

      她和刘治安的重逢更加突兀，他俩在高中毫无交集，离开学校以后也没有过联系。黄俏是从同学那里得到了几个老同学的联系方式，挨个打过去，包括当时正在肇庆电子厂里的刘治安。说了不到两分钟，不咸不淡的。一个月以后，刘治安突然发来了短信：“你有男朋友了吗？”“没有。”“那我做你的男朋友吧。”“你疯了。”再过了一个月，刘治安突然来到高埗，背着自己的行李包袱。“你不过去了吗？”“不过去了。”于是，一个月后，两人就回老家领证结婚了。
      男人相貌周正，皮肤白皙，衣着笔挺，戴一副眼镜。“当时我不敢说，他真的长得蛮帅的。”黄俏自觉配不上他。结婚半年，她都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治安骑着电动车，带她逛遍了高埗的所有大街小巷。他说是去看店面，但夜里十一二点钟，怎么看店面？这是专属东莞打工仔和打工妹的浪漫。
      他们做过公用电话亭，又卖过手机和手机卡。曾经一度，刘治安觉得卖电脑赚钱，就一下开了三个店铺，他和岳父在高埗做电脑组装，卖配件，黄俏在南城卖整机。即便如此，两年前他们开电话亭的时候，那台收银的电脑最终也是别人帮忙组装的，夫妻俩现在也基本上只是会装系统。一年下来，一个人累出了急性肾炎，一个人累出了结石，还亏了三万多。
      他不浪漫。黄俏说，别人情人节都送花，你也送花给我吧。他说，好啊，送你一个西兰花。有一次走在路上，他说，我送你一朵花，黄俏听了兴奋得手舞足蹈，一看，是他在路上摘的野花。结婚的最初两三年，治安总是坚持要带黄俏出去玩，黄俏不愿意去，他就要撒娇。但最近两年，因为新店投入成本太多，他舍不得关门休息了。
      妻俩的小店起初在振兴路一带，是东莞常见的逼仄里弄，到处都贴着宣传海报和小广告，出租屋的灯箱伸到了路中。
      出事的那天晚上，治安本来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停止营业，带黄俏和女儿妞妞给好友庆生。黄俏说，你的衣服不好看，我去给你拿件衬衫。他总是这样，生活中像个孩子，去哪玩、穿什么，都是妻子帮忙给建议。
      “如果治安不在了怎么办？我何德何能配有这样的幸福？没有遇到他以前我是怎么过的？”幸福来得太快，黄俏总是害怕失去。怎料，一语成谶。

    劝她要相信警方

      “警察每天让我去认人，我越来越记不住凶手长什么样了，我那天没有听见他说话，我只是看了他一眼，我怕我会忘记他长什么样，怎么办？”
      “我以后怎么养我的孩子，还有老人？没事，孩子肯定可以养大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坐在店里，我就看到治安坐在他的位子上，就在那里。我起床，他在那里，我睡觉，他在那里，我上厕所，他也在后面。我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到处是他的影子，我怎么办？”
      “我婆婆好的时候就说以后还要把我当女儿待，不好的时候就骂我，骂我没有照顾好她儿子，骂我怎么不拦住她儿子。是啊，我怎么不拦住他，拦住他就没事了啊，欧阳！”
      她忍着哭，在电话里问我许多问题。至爱身死，凶手在逃，女儿年幼，婆婆疯癫，整整一周，她就像是在塌陷的房子里求生。我想递给她一条绳子，想给她撬开一点砖头。做记者这么多年，经历过灾难、命案，但当她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缺少知识，缺少经验，缺少对她痛苦的理解与预见。她问完问题又哭，哭得头晕目眩，说自己根本说不下去，然后挂掉电话。
      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建议她相信警方，我建议她不要听别人的去闹。我这么说更多不是理性判断，而是让她不至于失去信念。
      她对我微不足道的帮助反复地表示着感激，觉得打扰了我，又不断地表达着歉意。她有异乎寻常的对这个世界的客气，这我是从初中认识她的时候就知道了的，她有副惊慌失措、忙不迭地的样子，随时都准备和你说“我错了，对不起。”
      清明节到来的时候，犯罪嫌疑人终于全部抓获。但以往的经验是，刑事受害人极难得到赔付和国家救助。
      第一个嫌犯到案的那天早上，他们四岁多的女儿妞妞说，“我梦见爸爸回来了，他说，哎呀，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妞妞至今不知道爸爸永远地离开了她，只是从外婆那里听到了“医院”，就以为爸爸生病了。治安兄弟俩的声音很像，大人们让伯伯假装爸爸给妞妞打电话，妞妞两次都信了，在电话里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
      家人们为治安做了遗像，立在桌上，点了香。妞妞爬到桌上，亲吻着爸爸的遗像，又要给爸爸点香，她说，把这个烧燃了，爸爸就会高兴，爸爸一高兴就会回来了，“保佑我爸爸回来吧”。

附：筹款的链接

http://gongyi.qq.com/succor/detail.htm?id=25648&et=fund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