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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传导机制与抑郁成因——对“请勿消费孙仲旭”一文批评的回应

我发表博文“请勿消费孙仲旭”后,受到许多朋友的批评。

所有批评概括起来,大约集中为一个问题:我反对追究孙仲旭的死因,是不对的。孙仲旭罹患抑郁症,和他的生存状态有关,有着明显的社会性因素。孙仲旭之死,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抗。追问孙仲旭的死因,不是批评他的性格和质疑他的脆弱,而是对社会进行批判。

我理解这些朋友的善意和初衷。我当然也认识到孙仲旭作为翻译家的生存状态的窘迫,和他作为思想者面对当今社会现实的苦闷。

但我仍然认为,当我们表达一个观点的时候,仍然需要严密的逻辑,因果之间要有科学的、理性的一一对应关系。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孙仲旭之死,和他的处境、思想、情绪、意志、毅力等等,缺乏直接对应关系。(当然我不否认各种社会因素和人格因素的存在,但不是直接对应关系)

我想在此明确表达以下观点:抑郁症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知识分子的心理病”。抑郁症的对面不是“不快乐”,而是“失去生命活力”。原因是大脑主导的荷尔蒙和化学反应失控。

具体地说,就是去甲肾上腺素分泌不足。这种激素可以简单理解为兴奋剂。缺乏这种神经递质,意味着缺乏刺激物,从而生命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能量,造成医学上的“精神运动性阻滞”现象。

这种现象下,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艰难。吃饭、走路、洗澡、交谈等等,平常人的平常事,对于抑郁症患者都是千难为难,都需要极大的毅力。

再说一说抑郁症群体的问题。

我反对抑郁症是“知识分子专属病”的判断。这个判断多半来源于想当然,出于自身对于社会现实的不全面观察。

我的观点是:底层百姓比知识分子更容易罹患抑郁症。这在经验观察层面能够得到验证。据我调查,多个精神专科医院的接诊记录证明,来院就诊的农村居民占一半以上。

斯坦福教授Robert Sapolsky曾经专门研究过压力机制问题。他在非洲研究狒狒时发现,这种动物等级森严,高级狒狒拥有一切,底层狒狒则很惨,吃不饱,还受欺凌。他发现,这些狒狒压力荷尔蒙水平与它们的健康状态密切相关。越是底层的狒狒,压力越大,越容易患高血压、胃溃疡,精神上也越容易躁动不安。这说明底层的生活压力会变成生理压力,最后传导到精神层面。由于狒狒是灵长类动物,它可以成为研究人类压力的模型。

生物体对于环境的应激反应大约是这样的:当感觉到压力时,大脑丘脑下部(hypothalamus)区域一个小小的回路会释放压力荷尔蒙,将身体置于高度警觉状态,在短时间内调动生命潜能,准备迎战各种危机。等到危机过去,应激反应就会自动关闭,从而休养生息。但如果危机是持续性的,应激反应系统长期开启,不能关闭,就像底层狒狒那样,危机就会演变成慢性压力,长时期身体机能受到损害,情绪也趋于出问题。

所以,RobertSapolsky认为,压力并不直接引发任何单一的疾病,慢性压力才更可怕。

而在所有的压力中,最痛苦的是无能为力感——你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你对未来没有处理能力,不知道痛苦何时会是尽头——这或许是为什么穷人更多抑郁症的原因。

诺贝尔奖获得者、人道主义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长期关注底层社会,曾专门研究过贫困问题。他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生计问题,还带来自由的丧失和精神的危机。我想,这个观点和RobertSapolsky的论述是相通的。

总之,抑郁症绝不是思想痛苦导致的情绪低落或者自暴自弃。它有着深刻的生理与生物学根源,与其他疾病一样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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