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表博文“请勿消费孙仲旭”后，受到许多朋友的批评。

所有批评概括起来，大约集中为一个问题：我反对追究孙仲旭的死因，是不对的。孙仲旭罹患抑郁症，和他的生存状态有关，有着明显的社会性因素。孙仲旭之死，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抗。追问孙仲旭的死因，不是批评他的性格和质疑他的脆弱，而是对社会进行批判。

我理解这些朋友的善意和初衷。我当然也认识到孙仲旭作为翻译家的生存状态的窘迫，和他作为思想者面对当今社会现实的苦闷。

但我仍然认为，当我们表达一个观点的时候，仍然需要严密的逻辑，因果之间要有科学的、理性的一一对应关系。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孙仲旭之死，和他的处境、思想、情绪、意志、毅力等等，缺乏直接对应关系。（当然我不否认各种社会因素和人格因素的存在，但不是直接对应关系）

我想在此明确表达以下观点：抑郁症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知识分子的心理病”。抑郁症的对面不是“不快乐”，而是“失去生命活力”。原因是大脑主导的荷尔蒙和化学反应失控。

具体地说，就是去甲肾上腺素分泌不足。这种激素可以简单理解为兴奋剂。缺乏这种神经递质，意味着缺乏刺激物，从而生命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能量，造成医学上的“精神运动性阻滞”现象。

这种现象下，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艰难。吃饭、走路、洗澡、交谈等等，平常人的平常事，对于抑郁症患者都是千难为难，都需要极大的毅力。

再说一说抑郁症群体的问题。

我反对抑郁症是“知识分子专属病”的判断。这个判断多半来源于想当然，出于自身对于社会现实的不全面观察。

我的观点是：底层百姓比知识分子更容易罹患抑郁症。这在经验观察层面能够得到验证。据我调查，多个精神专科医院的接诊记录证明，来院就诊的农村居民占一半以上。

斯坦福教授Robert Sapolsky曾经专门研究过压力机制问题。他在非洲研究狒狒时发现，这种动物等级森严，高级狒狒拥有一切，底层狒狒则很惨，吃不饱，还受欺凌。他发现，这些狒狒压力荷尔蒙水平与它们的健康状态密切相关。越是底层的狒狒，压力越大，越容易患高血压、胃溃疡，精神上也越容易躁动不安。这说明底层的生活压力会变成生理压力，最后传导到精神层面。由于狒狒是灵长类动物，它可以成为研究人类压力的模型。

生物体对于环境的应激反应大约是这样的：当感觉到压力时，大脑丘脑下部（hypothalamus）区域一个小小的回路会释放压力荷尔蒙，将身体置于高度警觉状态，在短时间内调动生命潜能，准备迎战各种危机。等到危机过去，应激反应就会自动关闭，从而休养生息。但如果危机是持续性的，应激反应系统长期开启，不能关闭，就像底层狒狒那样，危机就会演变成慢性压力，长时期身体机能受到损害，情绪也趋于出问题。

所以，RobertSapolsky认为，压力并不直接引发任何单一的疾病，慢性压力才更可怕。

而在所有的压力中，最痛苦的是无能为力感——你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你对未来没有处理能力，不知道痛苦何时会是尽头——这或许是为什么穷人更多抑郁症的原因。

诺贝尔奖获得者、人道主义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长期关注底层社会，曾专门研究过贫困问题。他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生计问题，还带来自由的丧失和精神的危机。我想，这个观点和RobertSapolsky的论述是相通的。

总之，抑郁症绝不是思想痛苦导致的情绪低落或者自暴自弃。它有着深刻的生理与生物学根源，与其他疾病一样真实。